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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的藏区摄影呈现出科学主义指导下的视觉再现，这种看似中立客观的影像背后隐藏着文化与视觉的现代性。通过这种视觉呈现，西方人展示了两种关于西藏的想象，本土知识分子的藏区影像则是希冀通过“可见的边地”来引导知识启蒙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fer)领导的西藏探险队拍摄的影像最为系统。20世纪初，中国国内摄影的主流还停留在画意摄影的层面，用摄影进行观看和记录的意识还未得到充分认识。30年代后，中国国内摄影也出现一些变化，纪实摄影开始受到知识分子重视，尤其是对藏区的拍摄出现了以庄学本、孙明经为代表的摄影师。他们的藏区影像也以系统的科学考察形式呈现。如果依照视觉人类学的分类，可以将“他观”归为两类不同的他观：一类是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的观看；一类是在本土主流社会对边缘区域的观看。因此，本文将围绕以下论题展开：在以藏区为拍摄对象的影像中，什么样的观看体制统一了两种不同的他观？这种看似相同的他观是否有着意义的差异？又分别指向何处？ 一、科学主义与现代观察者 乔纳森·克雷里(Jonathan Crary)在《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中，比较了暗箱与立体视镜的区别，指出通过暗箱观看是基于光学的投射原理，观察者通过光的投射来完成对世界的认知。立体视镜利用的是双眼观察的技术，通过视觉暂留的余像来建构视觉形象；暗箱中观察者处于内化、封闭的环境，立体视镜的观察者则是具有更大行为能力的主体，因为这种观察是一种没有中介、更为直接的方式。19世纪之后出现的立体视镜标志着视觉现代性的诞生，因为这种新的视觉实践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拥有“错觉”的主体——人。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观察主体应运而生，克雷里称其为技术观察者。这种观察者是“遵从个体行为和观察原则、规范、并能够付诸实践的主体”。①(P6)克雷里从词源学的角度区别了“观察者”和“观众”。相比观众，现代观察者是有观看欲望并在一定的观看规则和理论指导下的主体，他们遵循的观看规则在克雷里看来是一种以计量、分类和统计为模式的现代性视觉体制。这种视觉体制被马丁·杰(Martin Jay)称之为“笛卡尔透视主义”，是一种“与科学世界观相联合”，将世界“看作是处于数学化的规律的时空秩序内”。②(P15)在“笛卡尔透视法”的观看中，主体的观看是以知识与科学为指导的。自启蒙理性以来，用理性来冲破知觉的迷雾是西方现代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有用科学的精神将知识推进到对其必然性的认知，才能进而建构起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由此形成的自然科学、现代医学、人类学、生物学，无不建立在理性与科学的基础之上。自19世纪以来，文化的现代性日趋成熟，这不仅表现在视觉研究中涉及的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等学科走向计量与统计，还表现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学科伴随着望远镜、照相机、幻灯片等一系列视觉技术的出现开始通过可见的测量来呈现“质”的差异。 1936年，英国人组建了以巴兹尔·古尔德(Basil Gould)为首的使团。查普曼就是随同使团进入拉萨的成员之一，担任的职务是古尔德的私人秘书。因为曾经受过测量方面的培训，他还承担着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以及观察鸟类的工作。查普曼所拍摄的西藏影像除了与西藏上层贵族交往的照片之外，还包括了西藏特有的民俗文化，如跳羌姆、藏传佛教法器、僧人服饰、游牧藏族服饰、节日庆典、寺庙建筑等；西藏的社会文化生活，如脱谷、编织、造纸、书籍、印刷、驮运、街市、手工业者、过林卡、骰子游戏等；另外还包括医疗卫生、鸟类与植物。1938年德国的西藏探险队在对拉萨、日喀则和江孜进行考察后，拍摄了近20000张照片。从德国联邦档案馆开放的资料来看，其中包含了西藏的地理山川、河流矿产、动植物、宗教节日、寺庙建筑、农业、手工业、商贸运输和人物肖像等。③如果和早期西方人拍摄的西藏影像对比会发现，这批影像的拍摄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一瞥”，而是更为系统和专业。以德国探险队在日喀则拍摄的“手工制胚”为例，图像以八幅图分别记录了“人力背泥、倒入模具、自然晾晒、人工翻晒”等过程，每个过程往往又分为特写、中景和远景，通过多个角度来展示这项工艺的场景、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 几乎与查普曼同时，在国民政府护送班禅进藏的队伍中，有一名叫做庄学本的摄影师也开始了他的进藏之旅。但由于英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班禅病故在青海玉树，庄学本入藏拍摄的愿望再次落空，只能经青海进入川藏交界处进行拍摄。此后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庄学本一直辗转在西南各地进行少数民族影像的拍摄工作。其实早在1934年黄慕松进藏拜祭十三世达赖的时候，庄学本就曾试图以《中华》《良友》画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西藏，但亦未能成功，于是他转而进入川青交界的果洛等地区进行了历时6个月的考察，拍摄了大量藏族和羌族的影像资料。这一时期庄学本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民族影像意识。据《羌戎考察记》记载，他每到一处往往以历史沿革、地理、气候、民生、教育、交通、物产、宗教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其影像基本也围绕这些项目进行拍摄。在第二次进藏前，庄学本还曾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接受了体质人类测量方法的培训，因此其影像拍摄中的人类学意识更为明确。在庄学本后期的考察中，拍摄民族肖像开始采用正面、侧面、背面的拍摄手法，并且围绕一个主题以多张影像从不同角度进行展示，对藏区特有的计数方式、建造房屋、粮食收割等过程都依照人类学的模式进行了记录。1939年，另一队川康科考队开始对新成立的西康省进行考察。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负责人孙明经用电影摄像机和照相机在五个多月的行程中拍摄了《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铁矿金矿》《省会康定》《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等八部国情科考电影，并拍摄了2000多张科考照片。庄学本与孙明经两人所拍摄的藏区影像不仅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为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