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学科化与反学科化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个话题都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长久而热烈的论争。这个问题牵涉到文化研究的知识定位和发展远景，其意义不可小觑。本文主要梳理、分析国内文化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论争，结合中国的特殊语境和文化研究机构的实际情况，尝试为中国文化研究与体制及学科建制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 体制化与学科化 体制化与学科化紧密相关但又并不等同。现在的大学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学科建构的，大学的院系是大学体制及其日常运作的基本构架，而院系设置的基本依据就是学科。以人文科学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基本上按照哲学、历史、中文设立，一般综合性院校都有这三个系。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时兴系改院，很多大学把哲学、历史、中文合并为“人文学院”，但人文学院之下仍然分为文史哲三个系。因此，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首先就集中在文化研究与学科的关系：文化研究是否是一门学科？是否需要进行学科化建制？ 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或超学科乃至反学科的学术探索领域。所有这些术语所表达的一个共同认识是：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虽然它与其他众多学科，如文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紧密相关。用一个形象说法就是：文化研究“在学科之间游走”①，文化研究是“学科大联合”②。文化研究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乃至声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化建制会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降低乃至扼杀其公共性。所有这些认识都建立在对当下学科体制的僵化及其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一判断上。 周宪教授指出，在今天高度学科化、体制化的学术环境下，文化研究的命运并不容乐观，这体现在文化研究的高度学科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性和颠覆性，使它归顺为某种符合现行学科体制和规范的“驯顺知识”。它在课堂上被讲授，作为教材翻印出版，作为学科加以建设，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作为职称晋升的筹码而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正在被“学科性”加以规训，最终甚至沦为只有少数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密语。为此，周宪认为：“文化研究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非学科化、非体制化是确保文化研究批判性的关键所在。③ 问题在于，从理论上，我们可以不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门学科，但在现实情况下，这种以非学科化自诩的知识探索活动必定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而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体制化身份，特别是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发育不全，文化研究的相关机构、中心等都建立在高校或官方研究机构内部，这就使得文化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体制化的命运，包括管理体制、科研评价体制、职称评定体制、经费资助体制等。 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反学科，并不意味着非体制化，更不意味着脱离大学。在今天这个学术研究体制化的时代，完全脱离大学而从事文化研究，特别是机构化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依附于大学体制而又独立于大学的常规学科化建制，已经成为很多文化研究机构的自觉(或许也是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大学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大学体制内部可以建立非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机构。它一方面享受大学的经费和其他支持(比如办公场所、图书资料等)，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对于学科的独立性。即使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与大学体制保持了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中心有自己的资金来源、研究理念、工作方式，并不完全依托大学，也不招收本科生；但是另一方面，它依然还是要使用大学的各种资源，还是要招收研究生，研究人员也要在大学评职称，等等。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要阐明文化研究与大学体制的关系问题，需要分析现行大学体制和学科体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就算是学科体制，它已经彻底僵化了么？)，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显然还缺乏具体分析。 二 国内几个文化研究机构的建制 尽管反体制化和反学科化的声音似乎一边倒地占据了上风，但是实际上国内和国外的文化研究几乎全部依托大学(或者设立在院系，或者直属大学，无论何种情况，这都意味着文化研究由此获得了体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国内所有大学几乎都是体制内大学，因此，大学中的文化研究显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体制化了。 文化研究建制化的重要标志和具体形式主要体现在相关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建立、相关学位的设置、相关期刊的出版，以及相关研究活动和教学活动的展开等。其中机构的建立是关键环节。如上所述，在大学内建立机构并不一定意味着全方位的体制化，特别是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学科化或完全丧失其相对独立的立场与运作空间，包括其批判性和公共性。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一，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