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5161(2015)02-0024-14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码:A 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政治旧格局被彻底打破,并出现系统性崩溃的迹象。目前,中东国家民主转型基本失败,国家治理模式探索前景黯淡;地区博弈宗教化色彩加重,“地缘争夺+教派冲突”特征明显;“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导致地区秩序根基动摇:美国既定战略部署被打乱,在中东进退失据。在可见未来,中东难以建立起新秩序,持续动荡将成为中东“新常态”。 一、探索中东国家治理模式任重道远 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国内政治变化剧烈。如果说2011年是“政权更替期”,2012年是“民主转型期”,2013年是“转型异化期”,那么2014年就是“动荡加剧期”。中东剧变前,中东国家主要靠强人政治维护稳定与发展,但内部矛盾长期累积,加上西方的渗透和推动,最终突尼斯、埃及等国威权政体相继垮台,并启动“民主化”进程。然而,将“民主化”视为国富民强的制胜法宝,实乃“缘木求鱼”,民主转型未能拯救中东。 从政治角度看,政治制度强调“集权”还是“分权”,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中国家因面临任务众多,一般以集权政体居多。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因此更需要确保集权和强政府。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强人政治和集权政体长期盛行。2011年,中东强人政权纷纷倒台,其真正弊端并非“集权”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人民,使公权力变成权贵捞取好处的工具。因此,解决该问题,是在夺取政权后,用“革命者的专政”代替“反革命者的专政”,而不是从“集权”转向“分权”。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的民主政治,恰恰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言之,中东民主转型实际就是个牺牲集权、将“菜刀磨钝”的过程。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局动荡和安全形势恶化。中东剧变前,阿拉伯国家当权者牢牢掌控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随着威权政权垮台以及民主化启动,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党内耗、权力空转、安全形势恶化等新问题。埃及短短四年已历经两轮政府更替,尤其2013年7月,军方将穆尔西政府推翻并强力镇压穆兄会,导致该国教俗矛盾空前激化,极端分子以西奈半岛为基地,频繁针对军警发动袭击。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涌现出1700多支民兵武装,这些力量相互掣肘和征伐,导致政治过渡曲折艰难,当前该国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总理”的局面,制宪、总统选举等议程再次搁置。也门在哈迪政府上台后,始终未摆脱恐怖主义蔓延、经济崩溃、分离主义抬头等问题。2014年9月北部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并在2015年1月占领总统府,使该国政府运行陷入瘫痪。叙利亚政局动荡演变为全面内战,并持续至今,造成10多万人丧生,仅2014年就有7.6万人丧生,为数年来最高纪录。突尼斯转型相对平稳,但也深陷各种政治势力博弈复杂局面,其间两位反对党领袖被暗杀,临时政府3次更迭。 从经济角度看,当初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谋求改善经济状况是重要动因,但导致“阿拉伯综合征”的根源是若干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要想摆脱困境,需要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全面革命。但民主转型与生产关系变革实际上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就必须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换言之,民主转型非但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阻碍了真正变革的发生,由此决定了中东民主转型注定是“只开花,不结果”。 从实践情况看,由于缺乏治本之举,加上政局不稳,相关国家经济状况并未好转,反而更加雪上加霜。埃及外汇储备从剧变前的360亿美元降至160亿~170亿美元,债务总额达2400亿美元,仅年息就达282亿美元,国际信用等级5次下调,埃及社会至少倒退15~20年。①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半失败国家,截至2014年9月,武装冲突导致25万人逃离家园,10多万人逃离本国。②该国2013年石油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的10%,2014年石油生产几乎完全停止。③突尼斯原本是“非洲经济优等生”,但剧变后经济持续下滑。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3.6%降至2014年的2.3%~2.5%;失业率从2010年的13%增至目前的15%。叙利亚经济更是元气大伤,据统计,叙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至少需要30年时间。④总之,民主转型并未给中东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出现更多的失败或半失败国家。中东治理模式探索陷入困境。 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几乎试验过世界上所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尝试过各种政治制度(威权政体、君主政体、议会民主制),但至今仍未找到适合发展模式。2011年中东剧变和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已将“民主化”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大希望。然而,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阿拉伯世界治理模式探索再次熄灭“希望之灯”。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被迫重新探索治理模式。 当前中东转型国家出现了两种新趋势。一种是重回“强人政治”的趋势。最早爆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民众开始怀念本·阿里时代,2014年10月23日制宪会议选举中,曾在本·阿里时代担任外长及议长的埃塞卜西尽管已年届88岁,但在12月22日大选中当选总统。埃及2014年6月举行第二次总统选举,前国防部长塞西高票当选,埃及加快回归军人政治。第二种是政治极端化趋势。这种模式以利比亚、叙利亚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威权政体垮台或削弱后,国家陷入一盘散沙或全面内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各种极端宗教势力应运而生,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更是试图颠覆现行秩序,建立“哈里发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当前阿拉伯世界走势概括为“ISIS模式”和“SISI模式”,前者试图重建神权政治,后者则是重返军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