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声称美国不能放弃世界领导地位。然而,在80年前,美国对这一领导地位并不艳羡,尽管它完全有谋取这一地位的实力。美国甚至不顾英国的“禅让”和其他大国的“推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朝野才决心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成为“世界领袖”。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经历了犹豫与彷徨,对扮演世界领袖角色充满疑虑。这一史实虽然与战后美国人领导世界舍我其谁的态度大相径庭,也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但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本文在追溯这一历程的基础上,阐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拒绝领导世界的原因,并兼论美国经验带来的启示。 一 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 当1776年7月4日英属13个殖民地联合一致宣布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时候,美国不过是一个由13个独立小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当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时,美国还是一个处于世界边缘、对国际局势没有什么影响的弱小农业国。彼时美国人口只有400万,领土面积90万平方英里,①而且刚刚开始“共和试验”,②这一试验能否成功,美国的建国者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到1890年,美国人口增至6300万,领土面积增至360万平方英里,③美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远远超出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④到190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也超过了英国,并把德国和法国远远甩在后面。而到191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比英、德、法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还要多。
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冲击。英国著名记者威廉·斯泰德(William T.Stead)在20世纪初敏锐地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力。他在1902年出版的《世界的美国化》一书中认为美国“正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并这样描述美国工业产品和文化对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早晨从新英格兰被单中睁开眼睛起床,用威廉斯牌香皂和扬基牌安全剃刀刮去脸上的胡须,在他产自北卡罗来纳的短袜上套上波士顿的靴子,扎紧康涅狄格的背带,从口袋里拿出华生或沃特伯里牌手表,然后坐下来吃早餐。……他吃着由美国大草原面粉做成的面包……来自巴尔的摩的罐装牡蛎和一小块堪萨斯城的熏肉,而此时他的妻子则摆弄着一小片芝加哥的牛舌,孩子们则吃着贵格会的燕麦。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读着晨报,这份报纸由美国机器、在美国造的纸张上、用美国的墨水印制,并很可能由一位来自纽约市的聪明记者来编辑。……在他的办公室,一切当然也都是美国的。他坐在内布拉斯加转椅上,在密歇根圆角桌子前用锡拉丘兹打字机写信,用纽约自来水笔签上名字,然后用来自新英格兰的吸墨纸吸干后,将这些信件放入产自大急流域(Grand Rapids)的文件柜里。……当夜幕降临时,他听着最新的美国音乐喜剧放松自己,喝一杯鸡尾酒或某种品牌的加州红酒,吃两片美国制造的小肝泥片,然后进入梦乡。⑤ 斯泰德还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展望,预言“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是“20世纪的潮流”,并宣称美国的实力和繁荣程度已经足以使它“有权要求获得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⑥在那个时代,“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其实就是世界的领导地位。 经济实力的增长给美国人以极大的自信,一些人士相信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并开始思考美国的新角色。卸任不久的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尼尔(Richard Olney)于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抛弃华盛顿总统关于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他认为华盛顿提出孤立政策是因为美国当时“年轻而弱小”,需要利用自己“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以便为自己赢得时间,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无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而现在,“美国已经赢得了时间……它不再虚弱无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准则“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满足于充当“榜样”,“不光彩地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美国)的责任”。⑦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也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使其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一组在125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西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给美国带来了迅速的变化”。⑧因此,美国不能“继续与世界事务保持距离,继续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⑨美国应该富有远见,看到美国的“繁荣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形势,让新世纪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⑩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民主不再是一个试验”,而是切实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11)他在担任总统后更是明确提出,“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如何选择,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12)在威尔逊心中,美国应该扮演的“更大角色”就是领导世界。 二 踌躇的霸权: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拒绝与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削弱了曾经主导世界事务长达几个世纪的欧洲列强的实力,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自信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欧洲内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自然使人们怀疑,相互之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的国家有何资格自称“文明”和“先进”?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衰落》的出版似乎成了这种自信心下降的注脚。而美国在战争中展现的巨大实力,特别是横跨大西洋投放军队的能力和战时工业生产能力震骇了欧洲。战争结束时,西欧大陆废墟成片,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遭到巨大破坏,整个欧洲都在等待美国的救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使欧洲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被倾覆,而威尔逊提出的以“十四点”计划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构想不仅得到了交战国领导人的认可,而且还受到了欧洲民众的热烈欢迎。备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民众渴望威尔逊能够利用美国的力量带来持久的和平,让欧洲摆脱几百年来不断陷入战争的宿命。欧洲各国的广场、街道、车站和公园都出现了威尔逊的名字,墙上的海报则写着“我们希望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甚至跪在威尔逊画像前。(13)“在人们眼中,威尔逊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弥赛亚”。(14)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对美国的声望和威尔逊的影响力做出了这样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