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欧洲的穆斯林问题再次引起了公众与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数百万人游行高呼“我是查理”的时刻，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许多人都认为一场伊斯兰文明与世俗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①然而，这样的看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很多极为重要的问题，比如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冲突是否构成文明的冲突？冲突究竟是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还是由隐藏在不同文化外衣下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如果说不同文化群体中存在一种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那么这种紧张关系为何以最为极端的暴力方式表现出来？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展开论述的。 一、文明的冲突：一种深受欢迎的偏见 1993年最初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时，曾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他在文中提出的“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的论点，引起了人们的“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 等反应，一时间，出现了许多驳斥亨廷顿观点的演讲和文章。然而，“9·11”事件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引用亨廷顿的观点，反驳的文章则越来越少。②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欧洲的反伊斯兰思潮再一次引发了大众对于文明冲突的关注，欧洲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碰撞已经成为欧洲人最关心的问题。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反西方伊斯兰化和反移民为主旨的佩吉达运动（Pegida）席卷了德国，其声势之大令人始料未及，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在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达到一定的规模。④然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并不是针对今天的欧洲局势而言，他关注的重点并非一个社会之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而是西方这个板块与逐渐相对于西方中心而独立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冲突。正如亨廷顿指出，在冷战结束之际，世界需要意识形态以外的一种“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⑤所谓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而亨廷顿通过这样一种描述将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现代语境中的重塑，并以此巧妙地遮蔽了在后殖民时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深刻矛盾。其直接目的是为冷战后的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一种范式。⑥相比于把国际事务视为世界上各大文明之间力量消长与冲突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则对于西方社会内部，尤其是美国社会内部的伊斯兰问题进行了讨论，提供了“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本。他的结论是：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的挑战，会导致盘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国内版本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他不仅忽视了移民正在融入主流社会而且还在丰富主流文化的事实，其结论还可能为种族主义提供正当的理由，⑧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主任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A.Centeno）所言：“这本书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内容本身，还在于它怎么被理解和利用。”⑨ 将文明冲突理论应用于伊斯兰文明与世俗文明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偏见，它忽略了伊斯兰世界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往往比西方的冲突更为激烈与持久的事实，⑩也忽视了西方世界在所谓同一文明之下的深刻分裂带来的冲突往往制造了更为残酷的结果，比如纳粹、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血流成河的激进革命与教派冲突。(11)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亨廷顿本人也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许多国家往往同时受到了多种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其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也同样影响并塑造着文明，文明的冲突往往只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乃至中东的土耳其(12)等国家。它们最后都在多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东南亚地区如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中由于多种文化交汇形成了多种新型佛教，在有的寺庙里甚至可以看见关公、圣女贞德和甘地。(13)可以说，文明冲突的理论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版本， 只是它不再强调基督教文明相较于其他文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指出冷战之后西方意图维护传统霸权必将遭遇更多抵抗的这一事实。尽管依托于美国霸权的西方霸权仍然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处于“生物链”的顶端，但这种优势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多极化的世界已经不再接受殖民时代的强权意志。这并不是冲突，而是对西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滥用暴力以及经济优势的纠正。更为重要的是，起冲突的也并不是东西方文明，而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之间共同从西方文明中习得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西方文明通过压迫的方式唤醒了第三世界的民族精神，又在二战后殖民体系解体的时刻将国家的意识引入，因为“民族自决”这样的旗帜来自西方，而现代化的榜样也来自西方。尽管这些民族为了建构自身的话语权力纷纷寻求自身独特文明的支撑，甚至不乏托古改制的举动，但其内在动力还是西方式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亚国家的伊斯兰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构建民族国家认同时有意而为的战略选择。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族群认同问题。一方面，扶持在苏联时期长期被打压的伊斯兰文化，可以有效地争取本地民众认同，并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有效切割。(14)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地区的突厥民族已经高度伊斯兰化，因此其民族传统、文化特征无不与伊斯兰紧密相连。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伊斯兰已经不是一种宗教信仰或是一整套信念和崇拜方式，而是一个包括僧俗的、总体一元化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从婚丧嫁娶到法律和经济等一系列的文明，而且已经被当地民众认同为民族文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认为：“哈萨克人民曾经由于强行破坏传统(即苏联强行推行俄语和无神论宣传政策)而面临自己同一性被侵蚀的威胁，民族内部文化的差距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作为民族特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其特殊的意义。”(15)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在苏联解体后，中亚一些统治精英深刻认识到伊斯兰信仰对于凝聚民族共识、建立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作用，纷纷在不同的公开场合表示对伊斯兰教的好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总统宣誓的时候把手按在《吉兰经》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则公开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1992年到麦加朝觐，成为名副其实的“哈吉”(朝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