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2-0029-08 一、当代概念分析的基本脉络 哲学家对于人类知识发展的贡献，可谓厥功至伟。他们是否有一项独到的专长来标志自己？庖丁以解牛著称，轮扁专于斫轮。那么，哲学家又有何专长？笔者认为，概念能力是哲学家的一项核心能力。哲学家与科学家面对同样的世界，科学家在经验层面探索，而哲学家从概念维度刻画。概念分析能力又是概念能力的重中之重①。概念分析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哲学技艺，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游走于广场，通过对话，以“助产术”为概念清淤。 立足于当代学术界，概念分析大致有三个脉络：第一个脉络是最为传统的概念分析，即通过分解概念，为其搜寻一个定义。例如，关于何为“知识”的讨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对“知识”进行分析而得出“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后来，埃德蒙德·盖蒂尔(Edmund Gettier)对这个定义提出了反例，但又有后来者如罗德里克·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等孜孜不倦地试图增加新的必要条件来完善此定义。再如，在道德哲学中，我们会讨论“备选可能性”(the alternative possibility)是否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一种对道德责任定义的讨论。科林·麦金(Colin McGinn)在《分析所得的真理：游戏，名称与哲学》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这一概念分析方式。第二个脉络即关联式概念分析。这一概念分析方式并不致力于追寻一个最终定义，而是通过条分缕析来考察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其经典代表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吉尔伯托·赖尔(Gilbert Ryle)、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等，当代较为主要的传承者包括约翰·塞尔(John Searle)、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和彼得·哈克(Peter Hacker)等。第三个脉络主要以澳大利亚堪培拉学派为核心，在二维语义学、拉姆齐语句(Ramsey sentences)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概念分析方式，其执牛耳者有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和詹斯·基珀(Jens Kipper)等。 本文聚焦于前两种概念分析。我们可以将第一种概念分析方式命名为分解式分析(decompositional analysis)、定义式分析或还原式分析。这种分析方式通过挖掘一个概念的所有必要条件，从而为其提供一个定义。张申府的这句话大致能传达其精神：“凡是解析大概都是把一种东西所包含的或概括的，分别出来，爬梳出来，条理出来。”[1](P80)我们可以将第二种概念分析方式称为关联式分析，有时也可表述为概念澄清或概念考察。这种方式认为，对于概念的界定，我们无法以一律相绳，而应当通过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考察。陈嘉映的这席话能基本体现其气质：“人类理解有穷理倾向，有寻求连贯、融贯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一定要向‘建筑学’发展，它可以向网络发展。网格式的体系的基本思想是，哲学固然追索原理，但并没有唯一一套固定原理，每一个道理与其他道理互相交织。”[2](P37)下文将对这两种方式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作。 二、关联式分析 关联式分析是概念分析的一种形式。康拉德·巴尼克(Konrad Banicki)综括了关联式分析的三个特征：(1)整体性，这种分析方式将概念放置在一个全局的概念网络中处理，而非逐个讨论。(2)描述性，关联式分析的一个目标是对概念给出一套描述。我们平时默会地使用一些概念，却并不能就此给出一套系统的说法和理由；哲学家则致力于明述概念表层下的内容。(3)关联性，关联式概念分析不是将概念还原为最小单位，而是考察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他指出：“我所建议的关联式分析(澄清)方法论立场受启发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并在吉尔伯托·赖尔与彼得·斯特劳森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3](P314) 这一分析方式可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找到线索。他反对理论化的哲学，也就是一种给出统一答案的哲学；他还反对将哲学视为一种科学理论，而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概念澄清，对概念的把握应当是全局的、关联的： 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4](P75)在上述引文中，维特根斯坦呼吁人们去综观，去寻找联系，这呼应了关联式分析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特征。例如，有别于直接对“知识”下定义，维特根斯坦对“知道”的各种用法作了一番推究。奥斯瓦尔德·汉夫林(Oswald Hanfling)对维特根斯坦论“我知道……”有过探讨。他给出了维特根斯坦讨论“知道”的几种方式：“当我们说‘我知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所知的内容，‘我相信’和‘我怀疑’也可与之配合。”“他认为，他与所有理性者共享这样一个信念：我有两只手。”“他极为确定，摩托车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他知道，地球在他出生前就已存在，他也知道，他和其他人类都有祖先，等等。”“除非是开玩笑，一般人不会说‘我知道自己很疼’。”[5](P66-74)通过上述引文，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对“知道”的讨论是在一个概念群中铺展开来的，这个概念群包括“相信”、“怀疑”、“确定”和“疼痛”等。 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言说，我们对这种关联式分析可尝鼎一脔。下文试图通过评析赖尔与斯特劳森的论述，使这一图景更为显豁。赖尔在治学中极为倚重“关联性”：“只有逻辑紧致的论证才能成为有效的武器，如果能做到这点，它们便能揭橥各种关联性，如要挫败论敌，这种关联性的揭示与真理的发现同样重要。”[6](P205)在《哲学的论证》一文中，赖尔试图解释我们为何会产生范畴错误。什么是范畴错误？比如，我们不能说甲龙、肿头龙和恐龙都生活在白垩纪，因为恐龙和甲龙、肿头龙不属于同一范畴。我们为何会产生这些范畴错误，又当如何克服？他建议，将概念理解类比为制图师的地理勘察工作。概念如同地图上的各个区域，我们有时对某些区域熟稔于心，但未必掌握区域内各个区块间的方向关系，以及这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方向关系。此外，由于夜间光线昏暗，或者选择了一条不熟悉的路线，都可能导致我们迷路。总之，即便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在我们给出的描述中，也会有不少差池和混淆。同理，我们对概念的把握也有类似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各种概念的使用，但这种掌握是缺乏系统性的。哲学家的工作是对概念的整体全面把握与系统阐述，那么，他们应当如何避免概念混淆呢？赖尔指出，如果制图师想要绘制一个区域，他们不会只绘制区域内的一个对象，而会考虑其周边元素，比如在绘制教堂时，制图师会勘察周遭的桥梁、铁轨、工厂和小区等。同时，他们也会考虑这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正如赖尔所概括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单独概念分别精确定位，而是对同一区域或毗邻区域的一系列观念进行交叉定位。”[6](P211)要消弭概念的困惑，就不能执着于对单个概念的剖析。与地理勘察相类似，哲学考察也应高屋建瓴、纵览全局，而非各个击破。赖尔在《意义的理论》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制图师类比，饶有趣味的是，他对“分析”本身作了一番关联式分析，如“分析”能与“推测”、“假说”、“体系建构”、“布道”及“写诗”等区分开来。但他认为，使用“分析”来描绘哲学工作会产生误导。首先，并非所有的概念分析都是哲学工作。例如，法官向陪审团解释“谋杀”与“过失杀人”的区别，就并非是为了解决哲学困惑。其次，分析活动会使人联想到化学家揭示物质成分与侦探破案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一个特质是，问题可以被逐个击破。化学家和侦探可以早晨解决问题A，中午公布答案，下午再继续着手处理问题B。赖尔认为，这不是哲学家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不可能早上解决了因果论的问题，下午再继续应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哲学家的工作更像是制图师，我们尝试勾勒概念的轮廓，从而确定概念的开放域与禁入域。正如赖尔所言：“真正引发逻辑困难以及需要得到逻辑仲裁的是可言说概念间的外交关系，而非(概念的)国内建制。”[7](P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