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理智活动，“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被命名为“爱智慧”(philo-sophia)，其中的“爱”(philo，源于philein)从词源学上来看，似乎明显与“友爱”(philia，动词为phileo，动名词形式是philos)有共同的根源。那么这种对智慧的“爱”是否包含着或者甚至可以主要理解为是一种“友爱”？当我们提出这一困惑之际，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者是，追求智慧的活动是否一定要通过两个或多个爱智者之间的某种恰当关系才是有可能的，或者才能够更好地得以实现？另一者是，寻求智慧的人类个体能否与智慧(sophia)——或者说努斯(nous)、存在(on)等——之间形成某种形式的“友爱”关系？ 面对这样一种“哲学”的困惑——可以把这一难题称为“哲学的友爱”，无论是哲学史本身，还是一般学术界，似乎都格外惜墨如金，所言寥寥。理由也许在于，一方面，“友爱”(philia)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属于伦理学层面，伦理问题尽管在每一世代都堪称迫在眉睫的切身问题，可它不属于哲学的中心事业即形而上学，无法比肩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友爱”这一概念似乎还具有明显的“偏倚性”(partiality)意味，而真正的哲学活动素来是以普遍性、中立性和客观性为理想目标的。实情是否果然如此？不然也。首先，“哲学的友爱”这一难题不仅涉及存在问题——它从根本上关乎对智慧或存在本身的认知与理解，而且涉及哲学家追求智慧或切近存在的那种可行方式。其次，“友爱”一定就是偏倚性的吗？并且“偏倚性”一定是“有害的”吗？譬如，“爱智慧”这种理智活动的滥觞本身是否也属于一种“偏倚性”？ 当决定瞄准“哲学的友爱”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将指向三位哲学家的可能智识，即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就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不仅仍然是迄今为止讨论友爱问题最为详尽的哲学家，并且多少也暗示了“哲学的友爱”之某种形态，更重要的是，恰恰通过这样一种设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紧张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而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援用、更新和发展，并且两者都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特征及其关系在新的语境中予以了新的刻画和运用，这势必也将涉及对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的友爱”这一观念的可能更新或改造。 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友爱：与朋友一起追寻智慧 讨论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哲学友爱，一开始就可能会遭遇某种“沮丧”。原因很简单，当“友爱”这一概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首次出场之际，它似乎就是以追寻智慧或真理之活动的“对立面”呈现出来的，即“虽然友爱与真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虔敬却要求我们将对真之敬重置于朋友之上”。①在这里，哲学家对友爱的珍视与对智慧的探求，似乎并不总是能够行走在同一条轨道上，并且当两者产生分歧的时候，决定性的选择将会偏向于后者，即“孤身”投入探索智慧的险境。不过，问题是否就一定如此简单而明了？ 先让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一般性界定和分类。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友爱之外延十分宽泛，既包括现代意义上无血缘亲属关系的朋友，也关涉到家庭成员乃至商业伙伴之间、城邦公民之间的关系。按照《修辞学》里那个著名定义，即“我们可以把对于一个人的友爱情感描述为替他想往我们认之为善的事物，是为了这个人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并根据我们的能力尽量这样去做……朋友是共享我们的欢愉并且分担我们的痛苦的人”②，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8卷第2章对友爱的四个基本条件——彼此的善意、双向性互动、相互的认知和共同生活——之规定，一种友爱关系的确立，有赖于我们真心祝福并尽力协助朋友获取我们认为是善的事物，相互之间能够彼此了解，互惠互助、分享快乐和痛苦。③ 与这种定义性和条件性的说明略有不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8卷第3章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按照友爱所指向的对象，将人类个体间友爱关系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快乐的、利益的和德性的友爱(friendship of virtue)。其中，德性的类型作为友爱的完善形式，不同于沉溺于一时的生理性快乐或个人财产利益的友爱活动，它是具有类似德性的两个个体为了德性的完善和发展而形成的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德性”既包含理论德性，也包括实践德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德性乃是使得一个事物处于状态良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④，而人的德性也就是“使得一个人好并使得他的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⑤，同时由于一个人又被归结为他的灵魂(psyche)，并且灵魂具有不同部分，即理性的灵魂(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和非理性的灵魂(包括欲望和情感以及新陈代谢的能力)，所以，一个人的德性至少包含理论智慧(sophia)、实践智慧(phronēsis)和伦理德性。其中，理论智慧作为理论理智(epistemonikon)的卓越活动，主要是思辨或沉思那些生成和运动的源泉与始基(archê)在其自身中的东西，或者说它主要关注不变的、必然的东西。实践智慧作为实践理智(logistikon)的充分发挥，主要探究可变动的东西，即人的行为。而伦理德性作为欲望和情感方面的优秀状态，它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与实践智慧密切相关。⑥所以，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德性主要可区分为理论德性和实践德性，后者又包含实践智慧和伦理德性。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对德性的友爱之讨论来看，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的都是这种实践德性基础上的友爱形式。不过，显而易见，基于理论智慧——即沉思或理论的德性——的友爱活动仍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对每一种人来说生存意味着什么，也无论他们因何之故而看重生活，他们都希望与朋友共同享有之。所以，有些朋友一起喝酒……或者一起从事哲学活动，每种人都在他们生活中最喜欢的那种事情上一起消磨时光”；⑦“报酬应当根据他们的选择来给予[因为选择是朋友和德性那里最独特的东西]。对那些我们与之一起从事哲学的人来说，似乎也应当这样做。因为，他们的价值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并且任何荣誉都不能平衡他们的服务”。⑧这些论断正是对于一种“哲学的友爱”的典型表述。那么，这种“哲学的友爱”对于哲学本身即“爱智慧”来说，究竟是一种“锦上添花”，还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呢？至少有三个论证将引向对第二种情形的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