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研究兴起于对“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解释，它是指在同一个国家内，富裕群体比贫困群体感觉更为幸福。不过，收入与幸福的正向关系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比较或同一国家不同时点的变化。①近年来，学者们指出，这种悖论已经蔓延到群体间的比较，若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超过某一特定值，继续增加收入水平将不能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升，甚至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幸福水平。②所以，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可归纳成两种分析路径：第一种分析路径将“相对性”（relativity）概念引入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幸福感并非只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一种建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是通过将他人纳入参照范围，来确定自己的情感体验。因此，幸福感更多受制于相对收入的影响，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绝对收入。第二种分析路径坚持“社会人”的假设，将若干具有社会意义的变量纳入研究框架。由于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群居环境，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人性、自我和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与他人的角色关系。所以，幸福感来源于与他人的互动。社区参与作为衡量人际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指标，对个体幸福感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是被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社会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普遍将上述两种分析路径置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很少将其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考察。而且，两种分析路径均来源于西方社会事实，能否有效解释中国情景仍需进一步验证。从中国现实来看，市场改革确实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造成个体经济地位的分化，这种生活际遇的变动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产生“断裂”的心理体验。因此，本研究运用CGSS2005的调查数据，描述与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并通过引入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两种解释性变量，讨论它们对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争论 在早期的西方学术界，贫困一直被视为幸福的天敌。特别在生产力较为落后、资源相对不足的工业化中前期，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相对而言，富裕人群凭借经济条件的优越性更有可能远离饥饿、疾病、痛苦和贫穷。后来诸多经济学研究结果也表明，财富增加与个人幸福感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因素与人类幸福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恒定的事实，并在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中沉淀为“幸福物质化”③的概念。其后，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福利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更是把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发挥到极致，幸福被直接等同于效用，个人相应地变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积累与个人心理体验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给主流经济学的“幸福效用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矛盾现象被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归纳为“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没想象中简单，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例如，维恩霍文通过实证研究反驳“伊斯特林悖论”，他指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非充满不确定性，只是呈现曲线关系而已，当收入超过某个界限，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弱。④卡内曼和迪顿更加明确指出，美国的家庭收入拐点为75000美金，家庭收入在此拐点之上，个体的幸福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⑤由此不难看出，收入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二）相对收入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由财富和收入形成的结构位置不仅为个体带来物质资源，同时也提供了社会比较的参照标准，并通过个体的愿望感知和社会联系作用于心理活动。因此，幸福感可在比较中获得。一方面，人们经常会选择与自己具有某种相似性，或是长期交往的群体作为参照对象，诸多研究表明，与家人、同事、朋友、同龄人、与自己职业地位相仿的人相比，自身的收入水平越高，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强。⑥罗楚亮根据“地理”概念，将参照群体划分成个人所在省份居民和所在区县居民，其研究同样发现，相对收入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⑦另一方面，个人还可能以时间为参照想象可能的自我，⑧特别是在对生活进行评价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目前的地位感知来预测将来的生活轨迹。若预测的生活轨迹为向上流动，个体的幸福感就会随之而增强；反之，则减弱。例如，格林汉姆和佩迪那多通过研究拉丁美洲的情况发现，与自己过去收入的正向差距越大，个体的幸福感也会提高。⑨官皓认为，以自己作为参照标准，不仅更为直观反映相对收入，也能克服实际调查中参照群体选择不一致的问题。其研究发现，个人对经济地位的评价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⑩王鹏将相对收入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同时纳入模型框架内，更为全面地论述了相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11） 不可忽视的是，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群体性特征。相对收入越高，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物质资源优势，同时还能激发一种相对优越感。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不幸福感主要源于资源匮乏产生的贫困状态，以及生命历程中遭遇的累积风险。相对收入的心理优势往往对这种不幸具有“补偿性”的修复作用。通过比较产生的正向差距能使人们获得诸如控制感和自尊感等优质心理资源，有效缓解客观经济劣势所产生的负面体验。（12）（13）所以，即便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但相对收入却可以促进其幸福感的提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