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市场，存在交易秩序混乱，缺少信任，行业凋零的情况。一方面普通消费者担心遭遇商家“转型交易”之类的欺诈，对商品和服务小心提防，另一方面商家也为出货量不足烦恼，困惑于消费者的谨小慎微。目前中国奶业的信任危机和低迷不振就是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信任缺失造成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经济运行的低效。福山早已指出，一个缺少信任的市场不可能出现经济繁荣，在市场交易中确立彼此信任尤为重要。所以，眼下探讨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途径，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社会是已经步入现代陌生人社会，还是依旧停留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包含着对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看法，也关系着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得出何种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认识当前的市场经济，以及采取何种手段优化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刘少杰教授近来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熟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并提出了通过“找回熟悉关系”的方式来优化市场交易秩序，克服市场交易风险。 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这些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熟人社会还是生人社会 刘教授指出，无论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呈现为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认为这是世代相传的、积淀于心灵深处、难以抛却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谁能证明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哪个社会层面上消失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够消失。”他断言就熟人社会的基本性质而言，当下中国的状况与数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相比，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① 不难看出，刘教授关于中国尚处于熟人社会的结论是根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被其称为“社会制度”层面的标准得出来的。也即是说，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依旧遵照传统熟人社会的逻辑，这就足以断定中国社会尚属于熟人社会阶段，而且短时间内，这一状况是无法改变的。②事实上，诚如刘教授所指出的，中国人日常行为方式中的各种迹象表明，其思维和行为依旧受制于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做事情习惯于托人情、找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注重私人关系，轻视统一原则。 然而，刘教授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判断社会处于何种状态的做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从概念上讲，在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理论中，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是一对重要的分析范畴。其所要揭示的，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社会交往形式出现了何种本质变化。简单讲，熟人社会意味着人们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在熟人圈子，彼此关系复杂，利益交错，恩怨纠葛。就经济基础而言，这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交往形式。而陌生人社会则是指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主要由陌生人来提供，交往对象陌生化，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着缺少人情味的“有限目的性交往”。③在陌生人社会，交往对象变得“匿名化”和“类型化”了。④陌生人社会的来临源于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工商业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熟人社会的交往圈子难以维系，“温暖的共同体生活”被冰冷的“社会生活”取代，⑤或者传统的共同体处于“从内部毁灭”的边缘。⑥ 也就是说，在工商业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事务超出了家庭、邻里等熟悉圈子，越来越依赖于生活共同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韦伯在讨论家庭等共同体的功能时就揭示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原先属于家庭的安全、经济和教育功能已经转移到公共生活中来了，“个人不再承认家共同体是其所要献身的客观文化财富的担纲者”，家庭最终退化为“共同消费的场所”。⑦经典时期社会学家们的这些判断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方面原来属于私人生活的事务逐渐与公共利益有关，关涉到更多陌生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熟人共同体之外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吉登斯用脱嵌（dis-embedding）和重嵌（re-embedding）这样的术语说明，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被重新结构化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系统，人们的行为更容易超出时空的限制并影响到远处或未来的人们。⑧这样，我们直接或间接面对的交往对象也就变成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陌生人”。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对于别人而言，同样变成了陌生人。所以从概念上看，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是从社会交往层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差别做出的一种诠释。 从概念渊源上讲，判定社会是熟人社会还是生人社会的依据并非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社会意识”层面的标准，而是经济交往形式、交往对象性质以及生活世界格局等“社会存在”层面的标准。其中，判定生人社会还是熟人社会的直观标准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对象，主要是由生人构成，还是由熟人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总体上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变迁。由于现代化动力来源于外部，使得中国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的道路崎岖波折。鸦片战争后100年的“被动现代化”，逐渐改造着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但由于多数改革或者革命仅着眼于顶层，所以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商业社会。而1949年以后，国家力量虽然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格局，但依旧将个人与组织（公社、单位）绑定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所谓“组织化的熟人社会”。⑨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的单位制的终结，以及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快速步入陌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半熟人社会”的阶段，⑩由于传统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衰落，难以维系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果呈现为缺少道德感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情况。（11）而在城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生活中的交往对象也几乎都是陌生人。且不说已经长期定居城市的市民，他们早已习惯生人社会的交往形式，即便刚刚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一旦有能力立足城市之后，也很快跳出熟人的交往圈子。“无公德个人主义”和“实践性亲属关系”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告别传统，并无可避免地步入生人社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