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及其他多个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都是一个重要议题。各种本土化的主张强调社会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或“历史特殊性”，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反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挑战了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存在不少争议。考以现代社会科学史，这样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在现代以来第一次，也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表现，是十九世纪以德国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主义”思潮。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并无统一的、确切的定义。①但大致上，历史主义的核心在于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性质不同，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着独特性，没有普适的度安排，也无法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体系。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因素是在19世纪的欧洲思想中被重新发现的。在17、18世纪启蒙思想中，要么没有历史，要么历史就意味着“黑暗中世纪”，是需要彻底否定的，社会可以基于人类理性的、自由的“同意”和“契约”来重新建构。但是，面对17、18世纪理性主义启蒙思想激发的现实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动荡，社会思想家开始返回历史，质疑启蒙理性“将抽象的数学精神应用到文化和政治中”。从抽象的无历史的理性和自然秩序出发来建构社会秩序的理论被怀疑了，社会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的简单组合，而认为是有“结构”的，而这个结构又是“演变”的，是历史性的。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欧洲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兴起了一股被称为“历史主义”的思潮，在法学中以萨维尼和梅因等为代表，政治学中埃德蒙德·柏克为代表，经济学中以李斯特、施穆勒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虽然被冠以“保守主义”、“历史主义”等不同的名号，但是基本精神莫不是强调社会变迁中本土“传统”和“历史”因素的重要影响，批判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在社会学中，其创始人孔德、斯宾斯和涂尔干等人的思想虽然没有被明确地归入历史主义的阵营，但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新生的社会学通过对“社会”及其“结构”因素的重视，矫正了对“个人理性”的过度抬高，回应着那个时代的因为革命和社会剧变引发的混乱，同样开始强调秩序和历史传统。② 总体来看，“历史主义”作为早期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起源于德国，并在德国思想中得到了最为丰富的发展。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思想兴起的政治背景，是德国思想中为了应对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而掀起一场反向运动，是为了反对英法两国挟普遍主义理性之“名”推行政治、经济、文化霸权所作出的文化努力。③同时，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对民族性的强调和整体主义的视角，也反映了19世纪德国谋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伊格尔斯就指出，“德国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胜利之后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兴起的，正是这一斗争激发了德国思想中的反启蒙运动倾向”。④于是，19世纪晚期，在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全方位的激烈争论，史称“历史主义之争”。这场争论中明确形成了“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诸多争论中，以至于诸如库恩的“范式理论”等当今诸多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也时常被称为知识论的“历史主义”。这一复杂思潮的一个核心共同点，在于对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强调，反对把抽象的普遍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唯一或者最高形式。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历史主义的各种观点呈现出错综复杂面貌，多有交叉混合。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出两条理论进路：其一是以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为代表，主要是针对当时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倾向进行批判。他们强调要对社会和经济现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提出具体、历史的解释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其二是以哲学和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为代表，更多是针对孔德首倡的“实证主义”主张做出反思。这些学者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要求对社会事实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内涵进行诠释。这样两种取向的历史主义思想对社会科学本土化都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演绎主义批判：经济学历史学派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主张了一种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社会科学观。美国经济史学者斯坦利·布鲁（Stanley L.Brue）指出，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将动态的演进的观点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认为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某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可能对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时期来说并不适用，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反对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他认为，“历史学派是民族主义的，而古典学派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历史学派更主张“归纳/历史方法”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化演绎。⑤ 大致来说，历史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形式化特征，倾向于强调现实问题的特殊性与整体性，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性和价值维度。其历史性是指经济学历史学派强调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具体性和不可重复性，它们是一个个特定的、综合的真实“问题”，而不是普遍的、分析性的抽象“命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方法有所不同；而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中政治利益因素，更使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理论往往是体现了特定的价值立场的，决非真正客观普遍的科学。 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斯特、罗雪尔、施穆勒等人，韦伯则由于出色的经济史研究也常常被归入这一队列。其中，李斯特是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他首先对亚当·斯密和萨伊等人提出批评，认为那种无国界的普遍的经济学理论错误地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和完全自由平等的贸易秩序的存在。他指出那种无国家概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只不过是反映和符合了英国这样的强势工商业国家的利益，那些后进但试图赶超的国家则必须采取一种国家本位的保护主义的经济学。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