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基上的“自然” 《喀拉布风暴》延续了红柯自然救赎的书写路径，但并不属出挑之作。实际的情形是，它把红柯书写的困境与尴尬放大了。小说开头便设置了一个爆炸性细节：与孟凯成婚在即的新疆精河姑娘叶海亚，听到口里男子张子鱼吟唱民歌《燕子》，随即抛下婚约，与张结合并同赴沙漠度蜜月。这突发喷薄的“爱情”在作者看来是相当“自然”的，他说：“叶海亚和孟凯相恋七八年，日子久了，难免激情淡漠，而人的内心，又总会渴望一些激情和震撼。”①这种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参差”本系常事，若运用适度，实为构建风格与展示个性锋棱的极佳场所。但红柯并未给出多少理解的缓冲，穿插于叶海亚与张子鱼的结合情节之中与紧接其后的，是一连串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意象： 苹果：收获季节，果子不一定落到园丁手里。“孟凯睡不着，耳边老响着姑娘、苹果、苹果、姑娘，这两者有啥必然联系吗？”； 燕子：听了张子鱼唱的《燕子》，哈萨克人说：“女人快要离开他的生命了……我们精河的沙漠救了他，燕子飞过沙漠给他带来了歌声。”“有燕子就有女人，有女人就有家，就这么简单。”； 广阔的沙漠戈壁瀚海； 奔驰追恋的野骆驼、金骆驼； 让人瞠目、状如男性生殖器的地精：雄性牲畜的生命之水射到白刺根上就会长出锁阳，射到梭梭红柳根上就会长出肉苁蓉，锁阳与肉苁蓉合起来就是地精。而金骆驼的生命水遇到胡杨种子则会生成神驼地精。“叶海亚与她的新婚丈夫在沙漠里就吃这玩意儿度蜜月，你说这蜜月能不蜜吗？”；② 浸渍着孟凯大片精液的床单飞毯：其所到之处，鸟儿四散树叶乱抖牛马乱窜； 北欧人斯文·赫定的爱情、探险； 波斯民歌中马杰农与蕾莉的爱情传说…… 每个意象都牵连着一段文化记忆或故事，是头绪纷杂、陌生惊讶、费解传奇的结晶。它们彼此映照交叠，却很难形成连贯整合的意义序列。至于那种我们熟悉的基于线性时间展开、由事项因果推衍而来的故事整体，就更难指望了。质言之，这种叙述是去历史或超历史的。犹若凌空飞来的陨石，其纹理、力度与价值自成一路。给人的感觉是震惊有余，而能否接受则是另说了。某种程度上，《喀拉布风暴》的讲述风格可以跟小说里提到的放驼人的歌谣媲美：“分不清年代，分不清民族，分不清地域”③，混沌一片。这对阅读的耐心和毅力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了解红柯的人，或许可从作者此前大量的关于新疆的异域书写中得到切入文本的指示与路径——除了上列意象，小说开始部分反复咏唱的“中亚腹地”包括各种音译地名(如阿拉套山、巴尔哈什湖等)，亦是作者对其新疆乌托邦的寄寓礼赞与添砖加瓦的文学构建④——而初读者却没有这种“前理解”的预设与铺垫，面对上述充满异域风情、洋溢着强烈雄性气息与生殖崇拜的意象以及天马行空的情节、典故，着实发懵。就红柯来讲，这种叙述自是称性而谈、正直之说，但对一般读者，恐怕只能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了。 在红柯的话语方式与现代社会(包括当下及历史)之间，缺少必要、适宜的过渡与有力的说服，这也是红柯为代表的自然或生态书写的最大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其间的心理机制如何？这种带有复古和原始意味的举动又是怎样落实的？就靠吃地精吗？而叶海亚经历了两个月的沙漠“土居”，居然肌肤胜雪，貌美如初，这岂非天方夜谭！在《喀拉布风暴》中，回归自然的道路是一蹴而就、如沐春风的，一曲《燕子》就能让女人义无反顾投奔蛮荒，还有什么办不到？对回归自然过程中残酷性的回避及美化，使小说丧失了严肃的历史感。这一面自可视为主观浪漫书写的印迹，另一面也暴露了现代物质功利思维的强大——它不仅在读者一边，作者一边亦如此：事实上他可能根本找不到一个妥帖真实的细节、一个切实的“利益”，让人返归自然。回避其间的残酷性，即意味着对如下大众看法的妥协与默认：返回自然(小说里是投身沙漠瀚海)纯属脑子进水的荒唐行为；在现实生活层面，它绝计不通。与其在此费力劳神、循循善诱，还不如顾自浪漫地写去吧。 在以往的创作中，红柯通常设置老人和孩子来衔接他的自然与人世。孩子凭借天真的感悟，老人通过其睿智与权威，往往能一语道出自然天启的“声音”。而这种“怪异”的思维与“发声”因了老人、孩子的特殊身份，比较容易被世人“谅解”、容纳。长篇《生命树》中的“衔接者”是位叫马来新的新疆中年男子，他以其仁厚慈悲无师自通地充当了不同话语方式及价值体系的“转译人”。上述构思虽然不无雷同、脆弱，却无疑拉近了我们与自然的距离，增强了红柯自然书写的可信度与感染力。相比之下，《喀拉布风暴》的过渡或衔接要陡峻、突兀得多，它靠的是人物(主要是孟凯)的神解、顿悟，譬如： 他在反复观察图片，这种状似鸡巴的药材，竟然都寄生在梭梭红柳白刺的根上，怪不得叶海亚的胳膊跟梭梭那么相像，叶海亚的气息跟红柳一样芳香，叶海亚能把沙漠当洞房。 “有必要去看大戈壁吗？你不是新疆人吗？”孟凯这么问自己的时候已经明白无论是石头还是沙子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不用怀疑和论证的。⑤ 然而，这真的“不用怀疑和论证”吗？如是简省与神解的结果，让红柯的自然书写与救赎成了沙基上的危城。诚然，作者可以“绝域有大美”来解释上述陡转与突变，但这未免用得太滥了。一旦新疆大漠、中亚腹地之类的“绝域”成为情节变动、人物性格发展的“万能助推器”以及抵制所有疑问的“挡箭牌”，其虚浮与衰弱相便显露出来。一个人造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如果说它对人尚有所触动的话，那也仅是“救赎的风景”或“风景化的救赎”，在远观与悦目的意义上。这跟自然书写要反拨的欲望功利写作，逻辑上并无二致。二者均为“有”的堆砌与夸张，只是执着爱恋的对象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