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习惯说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且应高于生活，如今我们提倡说文学就是生活、体现生活且应激活生活。这对作家文人本身来说更是如此。 文人与文学生活关系密切是自古而然的，扩大些说，文人与文化生活关系密切也是自然而然的，且更具有日常性和普遍性。所谓文学生活、文艺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文学人生、文学生涯、文艺活动、文化体验等概念，都质朴无华、素为人知，并不是多么新颖的概念，但在学术界的文学研究、文人研究中却常常被忽视，或仅仅作为铺垫及背景而存在。研究者往往都紧紧盯着时代主题(如国家民族、民主自由、斗争解放、生产劳动等)和艺术成就(如形象塑造、个性风格、美学特点、历史地位等)之类的重要命题，对作家和读者日常化、多样化的文学生活则明显关注不够，相关研究更欠深入。尤其对“以书写为生”的作家书写行为缺乏综合考察与总体研究。显然，作家是文人，是文人中最擅长书写的群体，其中兼通书法的作家文人则将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具有复合价值的“第三文本”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一些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即不仅是为了“社会人生”，而且是在书写“自我人生”；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即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将文学与书法或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创造出许多“第三文本”的杰出书写者，即使纯粹从书法角度看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书法家。从书写行为的综合研究视角，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贴近现代文化、文学大家及书法名家的茅盾先生。 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叶，茅盾研究业已取得相当可观的业绩，其中对茅盾生平思想、文学创作的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其间对茅盾“文学生活”中最突出、最频繁的书写行为的细化研究、系统研究却非常欠缺。毋庸置疑，对茅盾书法书写及其创造的书法文化进行研究，是茅盾整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与茅盾文学书写研究有明显的交叉关系。目前看来，无论是对茅盾书法文本的研究，还是对茅盾与书法文化的关联性研究，目前看来还都相当薄弱，较之于“文学文本”研究、茅盾思想研究等，尤其显得薄弱。在综观、综论中国现当代书法史时，专业化的书法圈内学者教授一般都不会顾及茅盾书法，但在综观、综论现代文人书法时，无论是谁的相关言说，通常都不会忽视茅盾书法，如斯舜威的《学者书法》(2002)、方建勋与杨谔的《书法赏析》(2009)、管继平的《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2011)等，都会专列茅盾一节进行介绍和点评。与此类似，综观、综论现当代文人作家与书法的论文也经常会谈到茅盾书法，如笔者的《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论书法文化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关联特征及功能意义》(《书法》2013年第12期)，薛帅杰的《试论民国文人书法的退变——以鲁迅、梁实秋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等，对茅盾书法或“茅盾与书法文化”这样的论题多少都会触及。但专论茅盾书法文本且有深度的文章迄今确实还不多见。其中，《茅盾书法小考》(盛羽、盛欣夫，《中国书法》2005年第10期)、《略论茅盾书法风格之形成》(盛欣夫、盛羽，《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骨格清奇写天趣——茅盾的书法》(李建森，《小说评论》封三，2006年第5期)、《茅盾的题字》(李黎，《新民晚报》，2011年11月30日)等较有分量，梳理史实较为充分和扎实，点评书法也比较审慎和准确。譬如盛羽、盛欣夫的《茅盾书法小考》，对茅盾一生与书法的结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借鉴传统书论，对茅盾的书法个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又如李建森说：“茅盾书法的整体风格是这样的：瘦硬、清奇、峻峭、劲挺，在温润清和的书写中，有丰富的提按，点划舒扬，结撰险绝，婀娜摇曳，有雅致的书卷气息，见骨格和天趣。”所评亦堪称恰切、允当，是对茅盾大量书法真迹整体风格的一种相当准确的把握。此外，涉及茅盾书法的文章还有一些，但多以介绍相关史料为主。如韦韬《父亲茅盾的书法》(《出版史料》2011年第12期)，是《茅盾墨迹》一书的序言，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和笔调，介绍了茅盾与毛笔结缘一生的诸多情况。这里明显触及了茅盾的“书法生活”，主要介绍了这样几个方面内容： 其一，茅盾一生勤于著述，始终保持着使用毛笔书写的习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根据实际需要使用钢笔，尤其是创造长篇小说多用钢笔。但抗战开始后，物资匮乏，洋纸很难见到，用的多是毛边纸或土纸，不适宜钢笔书写，于是茅盾多用毛笔书写，并从此保持到晚年，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中书房，毛笔、砚台都是他的案头长物。 其二，茅盾一生用毛笔书写，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写字是为实用，并不当作是艺术创作，对笔墨纸砚不考究。直到晚年，家人才为其选一些较好的宣纸和湖笔。 其三，“文革”结束后，茅盾与许多老朋友开始书信往来，信札多为毛笔书写，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向茅盾求取“墨宝”，茅盾总是有求必应，一面谦虚，自称“字殊拙劣”，一面开始讲究书法形式，于是，求字的人愈来愈多。其中，要求题写刊名书名、校名，以及为名胜古迹书写楹联等内容的较多，后来甚至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 这样的回忆文字是很珍贵的，虽然过于简略，但作为第一手资料文献，可信度很高。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及思路。遗憾的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迄今能从书法文化视野深度阐释茅盾“书写人生”及“书法生活”的学术论文还几乎是个空白。至于专题研究茅盾书法，或深入研究茅盾与书法文化关系的专著则更是一个空白。倒是近些年来出版了茅盾手迹及茅盾书法的专集，比如华宝斋2001年推出的《茅盾文课墨迹》，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几年陆续推出的系列的《茅盾珍档手迹》，以及由桐乡市政协与桐乡市档案局联合编纂，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墨迹》等，都是相关文献整理的初步成果，非常难能可贵，为后续相关研究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总体看，从书法文化视域探讨茅盾书写行为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还有不少课题值得深入探讨。比如，茅盾与书法文化的互动研究、茅盾文学与书法书写、茅盾手稿整理与研究、茅盾书法活动及其养生效应、茅盾书法的接受及传播、茅盾书法的应用性研究、茅盾书法年谱、茅盾书法人生论、茅盾书法个性及美学特征论等。这些论题也都与茅盾“文学生活”、书写人生有着密切的关联。限于篇幅，以下仅涉论三个方面： 1.茅盾书写行为具有“三高”即高度自觉、高端品位、高产海量的特点。茅盾文学书写的自觉性显然很高，即使无意于成为书法家，茅盾也还是在实践层面成了一个著名的书法书写者。在这方面与鲁迅的情形非常相似。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茅盾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文化名人，他的一生，是将书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一生。在书写行为的自觉追求方面，堪称是现代作家文人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说：“由于中国现代作家是中国古今文学和文化之变的桥梁式人物，自小又受过书法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之后又没有放弃毛笔书写，故而，他们并没有割断与书法文化的血脉关联，他们的书法手迹也是一笔相当宝贵的文化遗产。”②其实，从宏观书法文化史角度看，即使采用西式硬笔书写中文乃至外文，也可以臻于书法的境界。验之于茅盾手稿，此言是成立的。譬如他的《子夜》(原名《夕阳》，见图1)初稿手迹第一页，就给人以清雅俊美、出手不凡的印象。他的《子夜》手稿，可谓是20世纪30年代文化艺术界收获的硕果，那清劲、博雅的硬笔行书，叙事长篇与书法长卷的复合似有一泻千里之势，足可以令人流连忘返(即使在初稿书名“夕阳”旁边书写的英文，也和他的其他英文手稿一样飘逸，具有美感)。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曾说：“1956年偶见茅盾先生所书《子夜》手稿，近乎工楷，一丝不苟，劲秀中见风采，堪称典范。”③我们还看到，诗书画的相通往往成为诗人、书家和画家共同的追求，由此更可以臻于高品位、达至高境界。如茅盾曾为高莽为自己所画肖像题诗，云：“风雷岁月催人老，峻阪盐车未易攀。多谢高郎妙化笔，一泓水墨破衰颜。”④这一合作产生的视觉艺术，也可以令人期待这样的境界：诗中要有画的意境，最美的诗却要用最美的的书法形式来表达；画中也往往可以书上美妙的题画诗，这样，将诗书画在空间、时间及境界、韵味上有机地融为一体，便化合、交融出一种“中国创造”的复合性艺术。这在其行书自作诗《题白杨图》条幅中，也有很充分的体现，也是诗书画在艺术化境中的结合：白杨图原是茅盾名文的精神创化，此图如今成为茅盾歌咏的对象，而这诗歌又被茅盾挥笔书为精彩的条幅，这样的连环式的审美创造，确实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