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正是秋光好， 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 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是1931年12月2日鲁迅创作的《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中以“扶桑”称谓日本。“扶桑”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在我国汉代以前的古籍中指一种神木。从东方朔的《十洲记》起，“扶桑”开始演变为出产这种神木的东方仙境，即“日出之所”，这与日本国名本意恰恰相符。据《隋书》记载，公元607年，倭国王给隋炀帝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说法。到了唐代，诗人王维、徐凝等在诗文中用“扶桑”指代日本。从此，“扶桑”被专门用作日本的指代词。鲁迅在本诗中既表达了他对学生增田涉的美好祝愿，也流露出他对自己当年留学日本岁月的怀念之情，而此时距他留日归国已二十多年，距“九·一八”事变发生才两个多月。作为鲁迅一生中唯一到过的“异国”，七年多的日本经历既给他留下美好印象，亦不乏灰色的负面形象。 一、美好印象：文明先进的日本 在鲁迅笔下，日本之美好主要不是体现在山水风光和衣食住行，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着高度的文明，其中以出版业之发达最受关注。在《马上日记之二》中，他称“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①在给唐弢的信中则强调“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绍介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②在谈到当时格外敏感的阶级斗争时，他直言“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③他把这种出版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的做法称之为“日本的办法”④。在他看来，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出版制度相比，日本的出版毕竟是自由的，虽然这种出版的自由是“微微的”⑤。 与相对“自由”的出版相对应的，是日本学术著作的“明确”和“简洁明了”。“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⑥在《奔流》编校后记中他数次提及日本著作的“简洁明了”：“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Sketches for the History of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⑦“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⑧在《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的翻译则称“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⑨以上种种，无疑都表明鲁迅对日本学术进步的认可。 相对“自由”的出版和“简洁明了”的学术著作颇让鲁迅心仪：“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⑩心仪背后，无疑是对当时中国现实的不满意：“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11) 除了出版和学术，鲁迅对日本语也颇有好感，认为其“原是很能优婉的”。(12)他甚至因此对于翻译一部日文原作很是踌躇：“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我以为，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的能力，于是搁置不动，瞬息间早过了四个月了。”(13)这种踌躇的态度传达的正是他对语言艺术的谨严和虔敬，以及对日本语由衷的赞美。 周作人称日本文化为“创造性的模拟”(14)，郁达夫也有类似的看法：“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效法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15)同样的，对于日本“创造”的模仿，鲁迅很欣赏：“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16)欣赏日本人创造性模仿的背后，其实暗含了一种对新事物的热切且开放的态度：“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17) 事实上，这样一个文明先进的日本形象，早在鲁迅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埋下伏笔：“义和团完全失败……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18)而他的决意学医，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19)可见，日本的文明先进是希望寻求新路的鲁迅深有体会且着力学习的。 当然，文明也罢，先进也罢，那都是理性审视的结论，更为切实的美好印象还有赖于直接的人际交往。鲁迅一生中有许多日本友人，据其日记和书信记载，有16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交往是愉快的，如本文开首提及的增田涉便是一例：“回忆起来，大约四五年前罢，增田涉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20)而日本人的敏捷、勤勉、认真都在在强化了鲁迅对日本的好感。在《〈奔流〉编校后记》中，他称道“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21)在给内山书店职员
田诚一写的墓记中开首即称“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22)之所以在勤谨之外又给予“扶危济急，公私两全”的称誉，是因为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鲁迅所居临近战区，十分不安全，多次搬家避难都得到这个勤勉的年轻人的帮助和护送。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又特别提及“我还要记念
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23)藤野先生更给鲁迅留下美好回忆：“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24)而晚年和内山完造的谈话则道明了他对日本的态度：“日本人的短处姑且不说，我主要在想日本人的长处，日本人的长处在于，他们凡事不是大把抓，正所谓认准一件事、倾尽所有精力和心血去做的认真精神。”(25)由于认真，必然会对自己的不足进行深入检讨，如厨川白村就曾猛烈地检讨自己祖国的“国民性”。鲁迅由此感慨日本国民的雅量和可敬：“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