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2年，周作人以“仲密”署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评论《阿Q正传》开始，鲁迅的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了九十多年的研究历史。在这九十多年当中，研究者究竟发表过多少文章去解读《阿Q正传》，其数量之庞大恐怕没有人能够去准确地统计，仅中国知网就收录有1204篇。我们不妨就以中国知网的检索信息为例，去做这样一种简单的数字换算：假如一篇研究论文平均为一万字，我们最起码知道已有一千二百万字。数量如此惊人的研究文字，足以将《阿Q正传》阐释得淋漓尽致、不留余地，然而事实却并非是如此，学界几乎一直都是在从事着两种话语模式的简单重复：一种是“革命话语”模式，即以阿Q的苦难遭遇为论述对象，去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另一种是“启蒙话语”模式，则以阿Q的愚昧人格为分析范本，去暴露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当然了，人们也一直都在尝试着对此研究格局有所突破，比如汪晖便将这两种话语模式进行了巧妙地组合，他认为“《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和农民或雇工阶级的探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理由用国民性问题加以否定，而应该分析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①汪晖想要超越前人的思想局限，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他却仍旧被“革命”与“启蒙”两种话语模式所束缚，因此技巧性的调和与简单化的重复，也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促使我去重读《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罗岗近来发表的一篇文章：《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②。我之所以会对这篇论文感兴趣，是因为罗文提出一个乡民个体与乡村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这个提法很新颖也很有见地，毫无疑问在我阅读过的研究文章里，这是最接近《阿Q正传》故事本身的一种诠释。罗文注意到了“未庄”难容“阿Q”的客观事实，并提出了一个乡民个体与乡村共同体怎样共生共存的关键性命题，可以说在“鲁研”界对《阿Q正传》研究已经趋于思想僵化时，罗文则提出了一个极有学术价值和学术前景的理论观点。然而，罗文在展开论述乡民个体与乡村共同体的相互关系时，也暴露出了一种立论正确但却结论走偏的思想缺陷，比如它把“未庄”对于“阿Q”的强烈排斥，看做是赵老太爷“以‘一己之私’凌驾于‘公共性’之上，当然是对‘乡村共同体’的破坏”；且由此推论“仅仅因为他‘穷’，就认为他‘不配’，更是对‘乡村共同体’伦理习俗和秩序彻底的背叛和破坏。”换言之，罗文也没有摆脱“阿Q”是个贫苦农民的传统思维，他仍将“阿Q”视为“未庄”社会的一份子，故才会得出“阿Q”想要革命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赵老太爷把他从‘乡里空间’中驱逐出来”的必然缘故。对此，我个人感到有些惋惜，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命题，最终却又回到了它的历史原点，所以，我很想将这一研究思路进行下去，并通过对《阿Q正传》的重新解读，尽可能得去还原鲁迅创作这部作品的真实意图。 一、“阿Q”作为个体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阿Q”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既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去正面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界思维的论争焦点。在“革命话语”中，人们早已习惯于运用意识形态的分析法，从“阿Q”一贫如洗的经济状态方面，将其判定为是一个被压迫的“农民”；而在“启蒙话语”中，人们也早已习惯于运用反封建的方程式，从“阿Q”浑身上下的人格弱点方面，将其看做是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概括与总结。更有意思者，一些外国学者还别出心裁，比如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人”与“鬼”的纠葛》，他通过考证“Q”字的绍兴发音，最终得出了“阿Q”就是“鬼”的结论。③汪晖似乎很赞赏这种观点，他认为“你可以说这句话就是指阿Q的鬼进入了我的思想，也可以像周作人说的那样，阿Q的存在理由就是像鬼一样存在在那里的中国人的‘谱’。”④原本一个非常简单的艺术符号，被附加上了越来越多的外在因素，这到底是《阿Q正传》的不幸，还是我们学界本身的悲哀？我不禁想起叔本华对批评家的句嘲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嘈杂喧嚣声会将它淹没，使人既听不到它，也看不见它，它只能在谦卑的痛苦中悄然无声地离去。⑤其实，鲁迅的《阿Q正传》已在学界的一片“嘈杂喧嚣声”中悄然离去，延续至今的《阿Q正传》只不过是研究者对其故事内涵的人为重构罢了。 我个人认为，阿Q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符号，鲁迅创造这一寓意文化符号的深刻用意，无非是想去探讨文化个体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是要以艺术形象去表情达意的，故作者必须要给阿Q赋予一种实体身份，否则故事叙事也就不可能在艺术空间里形象地展开。如此一来，阿Q便被置放于“未庄”这一文化场域中，同时又批蒙着一层色彩鲜明的“农民”外衣，进而迷惑和干扰了许多研究者的视觉思维。人们为了证实阿Q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往往都把鲁迅《阿Q正传》“序”里那段关于写“传”目的的寓意言说，做了充满着主观想象力的放大性处理，比如汪晖就曾非常自信地指出：“对于鲁迅来说，这个序很关键。没有这个序，作品的反讽解构就很难呈现。”按照汪晖的理解，鲁迅用“‘正传’这个词不但表达了那些被排除在正史图谱之外的谱系，而且‘正’整个字也反讽地将正史的谱系给颠覆了。”⑥这种论证过程云山雾罩很绕弯子，还不如直接说鲁迅敢于打破文人做“传”的历史常规，义正言辞地去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去写“传”，以讽喻那些只有“贵人”才能入“传”的传统偏见，何必煞有介事故作高深地去兜圈子呢？细读《阿Q正传》的“序”，鲁迅已经十分明确地交待了他为阿Q做“传”的两层意思：一来，鲁迅强调阿Q既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也不是一个现实人物，他无名无姓无家无业难以考证，故用传统做“传”的方式显然不合适；因此，鲁迅特别用了一句说书人“闲话休提言归正传”的口头禅，来暗示性地告诉广大读者，阿Q无非就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虚构性人物，他的存在与历史和现实都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联系。二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鲁迅告诉读者“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再叫阿Quei了”。鲁迅在“序”里，一再强调阿Q并不是“未庄人”，“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留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我们应该充分地注意到，鲁迅显然是有意在澄清“阿Q”与“未庄”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文化血缘关系，所以“阿Quei”死后，“未庄”才会“没有一个再叫阿Quei了”！因为在鲁迅本人看来，“阿Q”就是一个外来因素，有他无他都不会影响“未庄”的固有秩序。也许鲁迅早已预测到了后世必将会对《阿Q正传》争论不休，故他非常睿智地调侃我们这些现代知识精英说：“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找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