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1-0159-04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学衡派”表面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学衡”无论作为一个杂志的存在，还是由杂志形成的一支作者队伍的独立文化群体而言，从其开始被新文化的主流确认“复古”、“反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平反”定位的文化保守主义，再到文学史约定俗成的“学衡派”。在近百年“学衡”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学衡”可以说一直处于“尴尬与颉颃”之状态。它本是一个松散自由的文化杂志的作者群，却长期“被”确立为一个打杀的派别，即便现在趋同认知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派”的贬意。它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场域里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学衡”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最早将现代文人自由思想、学术派别与政治党派相混淆模糊的群体。社群文化视阈强调的是，任何一个群体的存在首先置于人与事的文化关系中，非单一的身份和角色，更不是某某派别给定的。我认为“学衡”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的观照，必须认真还原和厘清三组关系的脉络：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二元对立与现代“文人”自由思想；二，文化命脉的承传与现代“文人”立场的坚守；三，一个标榜“主义”的时代与现代“文人”聚散非主义情性。这中间“学衡”独立知识分子个体与群体学术品格的形成过程，既始终伴随着文化承传的坚守，又面对着文化新旧裂变的是是非非。“学衡”的命运和现代中国文学流派的生成有着值得反省的学术话题。为此，今天“学衡”重估的重心不在什么派别之定位，而是更为深入细致地清理诸多关系中的“学衡”存在之由、变迁之故，珍视“学衡”艰难行进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学衡派”的由来是不能脱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二元对立的思想文化氛围的，同时，也不能够否认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现代“文人”自由知识分子思想解放之先河。只有在对立和冲突中才最能够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学衡”的核心人物是梅光迪，他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发起者胡适、陈独秀，不仅是安徽同乡而且与胡适先后赴美留学。胡适“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文学改良的动因，被“逼上梁山”闹起五四文学革命的缘起[1]，正是1915-1917年在美留学的期间，他与“学衡”的梅光迪、任鸿隽两人在白话可否做诗与文、白话与文言死/活上的激烈争论。最初，梅光迪反对白话的新文学之辩论，不是新观念新事物的不理解，而是多有个人自负过高，不随意附和他人之故，用他的话说“TOO SCEPTICEL TOO INDENDECT(太过怀疑，太过有主见)”[2]。而胡适旧文人气息多恭谦，提倡文学革命用词“刍议”(《文学改良刍议》)、“尝试”(《尝试集》)。即便1922年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杂志创刊号后，也就随兴调侃，回了一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你怕不怕？’/老胡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学衡”之前的胡适与梅光迪等的论辩新旧文学纯属学术分歧，彼此是友好而轻松的，可是随着国内胡、陈大张旗鼓发动五四文学革命后，学术意见的讨论也就转向了越演越烈的争议，并且经“老革命党”“一个坚强的革命家”陈独秀“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3]。关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4]。陈独秀的态度如此鲜明而坚定。正是“革命”“运动”的思维和方式，五四运动之后，《学衡》杂志的诞生也就意味着批判的开始。 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中坚的《学衡》杂志，1922年1月在南京创刊，在“简章”和“弁言”中表明该刊的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里虽然有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者认同的“融化新知”的接受西学，但是“昌明国粹”，激烈推崇文言文、以“籀绎之作必趋雅音”，显然是与新文化新文学针锋相对的。本来，五四整体文化氛围学术争鸣的“兼容并包”，有这一不同声音也并不为怪。比如，鲁迅那篇著名的《估〈学衡〉》虽是杂文笔法，但也是针对“学衡”发表的文章逐篇在评述，以应对“《学衡》诸公的说理”[5]。还有周作人对《学衡》的“复古”也很宽容，不论是事后忆起，认为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还是当时就说，他们“只是新文化学的旁支决不是敌人”，“不必去太歧视他们”[6]。 问题的关键是，《学衡》诞生前后正值新文化运动分化之时，也就是新文学新文化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一方面五四新文化以来共生并进的反对声音尚不绝于耳，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林琴南)最先起来维护旧观念，直指新文化的倡导者是“覆孔孟，铲伦常”，并且视白话文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7]。还有刘师培、黄侃创办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己任。与此同时，紧随《学衡》其后相呼应的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编辑的《文哲学报》1922年3月创刊；《缃君》文学季刊1922年6月在长沙创刊；《华国》月刊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为社长；还有《智识》旬报等报刊问世，他们均互相转载文章，同声一气“昌明国粹”，绝不与新文化新文学为伍。另一方面，以“新青年”为代表新文化阵营的内部，经历从“问题与主义”到“整理国故”论争后的分野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被捕，胡适编辑《每周评论》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后发起筹办《读书杂志》，附于1922年创办的《努力周报》刊行；1923年1月创刊《国学季刊》宣言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来整理与解释”三大主张。显然，在新旧思想文化界论战中、新文化的分化之时，1922年的“学衡”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维护旧文学死守国粹的代表，首当其冲地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围攻和批判。 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学衡派”的命名，最早是出自1935年第一个十年“新文学大系”由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中的第三编标题“学衡派的反攻”之命名，“导言”中郑振铎称为“胡梅派”。[8]实际上，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学新文化倡导者就以“不容匡正”的主流姿态，将“学衡”的抗争置于对立面，通常还只是新旧文学观、文化观点的分歧，在认知态度上温和与激进的差异。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变革情势的政治转向，学术论争的观点对立逐渐发生了绝对打杀的派别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