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处融媒体时代的当下报告文学而言，惟有守正与新变，才有生路。守正的含义在于，坚持以真实性、现实性、反思性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凸显文体特质，承继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传统，秉持为人民的创作导向。新变的涵义在于，强化跨文体优势，利用融媒体平台，彰显文体的存在感、在场性和影响力。 王晖：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生态来说，2014年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年份。这一年，报告文学获得的聚焦不少。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先后颁奖，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近几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就。此外，中国作协开办首届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高研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设立青年创作委员会，这两个关乎“青年”的举措，无疑是在力图推进报告文学后继有人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和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带来许多新鲜气息。临近岁末，李冰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的文章，成为这一年聚焦报告文学的最后亮点。 丁晓原：是的，2014年是报告文学活跃而有为的一年。这一年评选的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其中的图书类获奖作品28种，包括《国家记忆》《梦想照亮生活》《玉米人》《瓷上中国》《百年钟声》《国家的儿子》《淬火青春》等10部报告文学，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报告文学不仅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直接传输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凝聚社会正能量的独特的国家文体。当然，评奖不是估价文学的主要尺度，但是它至少也是我们认知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 生态：跨越卡夫丁峡谷 王晖：光阴如箭，岁月如梭。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们在《文艺报》进行年度报告文学对话的第十个年头。在近十年来的对话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报告文学的创作生态问题。现在看来，伴随报告文学前行的，已经不仅仅有来自文学内部的异声，还有近十余年来由单一纸媒到全媒体、再到融媒体等公共空间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对身处融媒体时代的当下报告文学而言，惟有守正与新变，才有生路。守正的含义在于，坚持以真实性、现实性、反思性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凸显文体特质，承继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传统，秉持为人民的创作导向。新变的涵义在于，强化跨文体优势，利用融媒体平台，彰显文体的存在感、在场性和影响力。“守正”的问题，我们倒一直在提倡、在强调。但应对融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的新变，坦率地说，报告文学界还没有完全做到“有备而来”、“应对自如”，还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 在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上，有学者谈到大数据时代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通过网络等平台将传统纸媒文体的优势放大，密切关注受众(特别是青年受众)的诉求，使新世纪的新青年们不要忘怀这一现实文体。其实，报告文学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能够体现“为人民”方向的。这个“人民”当然也要包涵“80后”、“90后”，甚至“00后”新青年。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一个有点自说自话的创作和评论的小圈子，而要将视野扩大，将肚量扩大，以海纳百川之势，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评论和研究，跨越报告文学发展的卡夫丁峡谷。 丁晓原：你说的“融媒体时代的生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文体，时代独特的文化生态必然会影响到它的发展。这里，我想到了时下一个经济学的热词“新常态”。新常态条件的经济发展由原先更多依赖资源消耗、忽视环境承载力的要素驱动，转型为主要以科技支撑发展的创新驱动。在我看来，融媒体时代就是报告文学的“新常态”。融媒体时代的报告文学，它原有的“新闻性”红利大为减少，文体一般的新闻优势已不存在，这种情势必然需要报告文学在坚守中创新。在题材新闻性弱化的条件下，报告文学更需要借取新媒体的新优势，丰富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吸引新的读者关注阅读作品。同时，报告文学还需要进一步激活内在的叙事魅力，建构非虚构叙事独特的优势。 我倒不认为融媒体时代对于报告文学是一个“卡夫丁峡谷”。一方面融媒体可以倒逼报告文学设法从困厄中获得新生，另一方面报告文学还可以从中借势，扬长避短。2014年一些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李春雷是这一年度最为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朋友》《赶考》《党参沟纪事》等是报告文学从新闻回到文学的成功范例。作者善于以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式、文学的语言，富有表现力地再现对象，使作品尽显非虚构叙事之美。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所写题材并没有更多的新闻性，作者着力于以纪实之“全”，对题材进行深度的、多维度的开掘。作品适时地在首个“国家公祭日”之前推出，反响很大。没有了题材新闻性优势的报告文学写作，需要作者更智慧地从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选择具有表现力的“小叙事”构思营篇。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是2014年度一部重要的作品。“共和国六分之一的疆域”，兵团人“六十载艰难辉煌”，时空开阔，题材重大。但作者不作正面“强攻”，而能够宏大中取微细，“酒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等篇章，以别具滋味的“小叙事”写出了兵团人在历史运衍中的命运，他们的创造、牺牲和奉献，可读而耐读。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也是，作品写的是《共产党宣言》初译本传播的故事，题材正大不言而喻。但作者对题材不作一般的历史叙事，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注意挖掘其中的“传奇性”。题材内含的特殊意义和作品“传奇性”的叙事，生成了对读者强烈的吸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