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翻检2014年的中篇小说时，首先就想到了作家陈应松，我忍不住要向远在湖北的陈应松问候一句：你还好吗？我牵挂他是因为他的一个中篇小说给他带来了性命危险。他在这一年写的《滚钩》揭露了长江上面一群恶霸凭借捞尸敛财的黑幕，小说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多家刊物转载，因而让一帮胡作非为的人很不高兴，他们不断地给陈应松打匿名电话威胁他。我想，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保护我们的作家陈应松，同时，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学。文学，一直在传播正义和真理的声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因为文学不是声嘶力竭，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但文学的声音有时会因为其锐利而刺痛某些人，让这些人露出张牙舞爪的嘴脸。当然，文学的锐利声音会让更多的人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人暴露出来的张牙舞爪的嘴脸。我常听到有的人批评文学远离现实了，特别是有些官僚气十足的官员常常这样训诫我们的作家。其实官员只会打官腔，他们根本不了解文学是如何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文学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现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告诉人们，作家是如何对待现实的。文学正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现实的纵深处和隐蔽处。 好故事不仅仅为了消遣 中篇小说擅长讲故事，因此中篇小说首先是靠故事来吸引普通读者的。尽管现代小说有了反故事、非故事的倾向，但事实上，反故事也好，非故事也好，写写试验小说还可以，真要全面推广是行不通的，到头来人们就发现，反故事或非故事的试验最终还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更精彩。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也是通过故事来完成的，这正是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及新闻报道的根本区别。在这一年的中篇小说中，我们能够听到不少好故事。并从好故事能够发现作家编织故事的能力。如杨小凡的《总裁班》，是写大学里这些年迎合时尚办的“EMBA”班，进入这类班的都是国有或民营企业的“总裁”们，杨小凡有意设置了一个经济上十分寒酸的学员王加法，他在腰缠万贯的同学面前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导致心态变化。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故事。如王十月的《人罪》，以一个人冒名顶替同学的名额进大学，多年后，两个同叫陈责我的人相互成为了法官和被告在法庭上相见。虽然用别人的名字活在世上这样的故事模式也出现在其他小说之中，但王十月写出了新意。如裘山山的《死亡设置》，写的是一个破案故事，但小说情节的发展却有着反破案的倾向，破案的结果是最大嫌疑人陆锡明被证明不是杀人者，但破案的过程却侦破了陆锡明的点点隐私，让我们会发出“不作就不会死”的感慨，也赞叹作家高明的“设置”。 每一个作家获取故事的来源不一样，组织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 陈应松是在一则新闻的基础上来组织故事的。他的《滚钩》与几年前轰动全国的一桩“挟尸要价”的新闻有关，但他显然不是在重复当年的新闻事件，而是以此为“面团”，不断发酵，糅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他以一个普通的渔民成骑麻为主人公，成骑麻尽管曾经还当过村长，但他现在是一个丝毫也没有话语权的弱势者，也是一个求生存非常艰难的穷困者，设计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他的身上会有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决不是无关痛痒的故事，是会牵连到人心的痛处、撕开社会的暗处的故事。所以，我认为，所谓小说要有好故事，并不是简单地指小说的故事性强，能够吸引人；必须要强调一点，作家们讲述的好故事，并不是仅仅为了给读者提供消遣，而是要传达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因此好故事一定会带着作家本人的思想和体温。《滚钩》的思想深度就在于，陈应松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对乡间恶霸的谴责，而是通过成骑麻的生存处境一点点辐射开去，让我们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问题。秩序失范，规矩形同虚设，正义和善良得不到坚定有力的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史壳子这类从戒毒所里出来的小混混才有可能无法无天地成为当地一霸。在成家村，数代人都是将在江上捞尸葬尸当成慈善行为，即使1949年之后，政府接管了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善堂”之后，捞尸也是不收钱的。为什么到了社会和民众普遍富裕起来的今天，捞尸反而成为了一些人敛财的手段，甚至容不得好心人做好事。我在阅读小说时，仿佛就听到陈应松一边讲述一边反复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应该说，这篇小说重点揭示的不是人性之恶而是社会性之恶。在整个故事的进展中，社会管理者严重地缺失了，甚至还有恶劣的表演。比如学校的校长为了掩饰学生淹死的事故责任，便谎称大学生是因为救人而牺牲了，他们堂而皇之地以英雄的领导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当“挟尸要价”被媒体曝光后，仿佛这个社会要来主持正义了，但最终结果是，校长变成了英雄的领导，史大壳抓进去了但保不准没多久他出来后照样称王称霸，倒是可怜的成骑麻，被人一阵痛打痛骂，都不知怎么回家了。陈应松让萨克斯管在江边吹奏起《回家》的旋律，小说写道：“他是在唤魂”。其实，陈应松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魂，唤社会之魂。 邵丽的《第四十圈》仍然是她到乡下挂职体验生活获得的写作资源，但被她编写成了一个带有希区柯克式的故事，悬念丛生。这是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故事，案件说起来并不复杂，一个自认为有冤的生意人齐光禄把怒火发泄在已经被撤职的派出所长查卫东身上，用刀凶残地将其砍死。邵丽在重新组织这桩案件时显示了小说家的天才，她设置一个挂职的作家来到这个小镇，想了解这桩曾在当地轰动一时的案件，但“跟我讲述这个案件的人不同，案子的面目也不一样，对里面各色人等的评价更是千差万别，真像一出‘罗生门’”。罗生门一词出自日语，是指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因为各自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或编织谎言，从而使得事实真相扑朔迷离。我们跟着邵丽走进这个罗生门，发现那么多的蹊跷和纠葛，我们最终也跟着邵丽走出了这个罗生门，邵丽凭着她的智慧，从一堆乱麻中发现多个线头，一根根慢慢理顺。我们于是发现，这个罗生门里有着多条道路，但道路与道路之间没有相通之处。这大概正是邵丽到基层去以后的一个发现，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人心更是封闭的。人们相互间失去了信任感，因而无法对话。一切均以强悍来解决问题，甚至包括齐光禄想要娶牛光荣，也要用强暴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当一个社会缺乏对话的渠道时，本来可以化解的矛盾不仅化解不了，而且会被无限扩大和激化。邵丽以一个作家的悲天悯人之心，以这个案件来警醒我们。回过头再来看邵丽在小说开头所引的《旧约》中的一句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明白了作者的深意。她是否要告诉读者，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友善的沟通，失去了上帝的指引，我们只会陷入到“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之中。或者她还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对他人以恶，他得到的只会是“以牙还牙”的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