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早已是一个学界的常识。人们还习惯于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与更早成为常识的鲁迅“弃医从文”相提并论。然而，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有理有据的学术回答。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前人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研究，笔者检索研究论文，结果如下： 1、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以“篇名”搜索“弃医从文”并含“郭沫若”，只检索到一篇：《变革时代的文化选择——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比较论》，作者张万仪，载《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3期。 2、查《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①。在“第一部分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家世、生平、社会活动·青年时期(1914-1927)”一栏，检索到有关文章两篇：《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作者陈辛，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弃医从文的郭沫若》，作者刘展，载《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10期。 那么，这些数量极少的“专论”是如何解说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呢？ 先说张万仪的《变革时代的文化选择——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比较论》。该文主要是比较了鲁迅和郭沫若的一些相同与不同。文章第一部分比较了二人不同的家庭文化影响及其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没有涉及“弃医从文”。第二部分谈论二人对中国精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也没有涉及“弃医从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终于谈到“弃医从文”了，主要观点是：鲁迅与郭沫若“他们都从以身许国的同一价值标准出发，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先后选择了医学……因为医学并不能解救民族的危机……鲁迅和郭沫若……通过痛苦的文化反省，在对中外文化的吸取、筛选、整合中，从不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视角，先后作出弃医从文的文化选择”。对于他们二人为什么“弃医从文”，这篇论文是这样归纳的：“首先，日本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给鲁迅、郭沫若文化意识的转换提供了必备的文化条件”；“其次，鲁迅、郭沫若置身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日本，在学习医学的道路上，以高于同辈人的接受视界摄取西方文化，并有效地通过文化反省，做出文化选择。”②这两个结论都很难让人信服。难道鲁迅和郭沫若之所以选择“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到日本留学吗？ 再说《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中提到的两篇“专论”文章。这两篇文章都不是学术论文。《弃医从文的郭沫若》一文只有300多字。此文的观点只能算是高度压缩版的老生常谈。《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一文也不过600多字。其文献依据是郭沫若1946年4月29日出席重庆社会大学一个座谈会上演讲(没有文字稿)的消息。《郭沫若为什么弃医从文》的作者将这则新闻报道转化成了历史现场的叙述。消息中说郭沫若在演讲中谈到自己因耳聋而苦闷，而补救，最后“把力量用到文学上去，用到古代文化上去”③。于是郭沫若这次演讲的消息被文章作者加工成一篇回答郭沫若“弃医从文”原因的“史料文章”。可惜，这篇短文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料，文章作者又加了一些主观发挥，更重要的是没有介绍资料来源。所以，它不仅不是研究郭沫若“弃医从文”的新史料，而且都无法用作旁证材料。 其他有关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说法，主要集中在一些郭沫若的传记类书籍中。这些书籍的基本观点全都是一样的，即：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历了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的转变。几十年来，这样的观点从未受到质疑。在这些书籍中，虽然表述文字有些许差异，但主要观点基本相同，而且所使用的论据极为相似——都是引用郭沫若自己的回忆性文字。 综上，郭沫若“弃医从文”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前人并没有进行真正有理有据的学术探究。已发表的论文类成果极为罕见，著作类成果也多是陈陈相因。这些有限成果的观点和论据大都来自郭沫若的自述。而郭沫若的自述中有许多学术“陷阱”。一是因为郭沫若对许多问题的记忆常常有误；二是因为郭沫若总是修改自己的回忆文字，但从不注明做过修改；三是郭沫若的自述经常带有情绪化色彩，并不是冷静的字斟句酌。有鉴于此，本文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学术质疑，将从对郭沫若有关自述的学术检讨开始，因为一旦论据不可靠，其论点的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 二、对郭沫若有关自述的梳理和辨析 笔者质疑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在“医”与“文”之间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弃”与“从”的选择，而是“医”与“文”交织在一起的此起彼伏的复杂纠缠。所以，只有对这一复杂纠缠做认真的梳理和辨析，才能真实地还原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选择的真实镜像。郭沫若在“医”与“文”之间选择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在郭沫若出国留学前后。1913年“夏，天津军医学校向各省招生”，郭沫若“投考获取”④。这时，郭沫若算是与学医发生了联系。1914年3月他刚到日本不久，在致父母家书中已表明：“男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和医学两途”⑤。过了半年他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医科预备班，即正式确定学医。他在1914年9月6日致父母家书中说：“男现立志学医，于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⑥。从郭沫若的自述来看，这时期郭沫若选择“医学”只是一种“学业”的选择。虽然他“立志学医”，但没有流露过要排斥自己文学喜好的意思。 第二阶段是他在“一高”预科时期。郭沫若对这时期的有关回忆较多，主要有以下几处(以发表先后为序)： 1、《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但是我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我对于我不甚嗜好的科学也从事研究，我更决意把医学一门作为我毕生研究的对象。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效我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