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的创办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产物，它的建立几乎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协)的成立同步。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新生政权的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学工作的重视。 从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文研所(后更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共培养了二百七十九名学员。从文研(讲)所创办培养文学新人的结果看，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家不少，但尤以文艺干部较多，其运行结果和体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 文研所是丁玲一手创建的。自从来到延安，丁玲一直在保持着一个“左转”的姿态，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文研所，是这种姿态的继续“深化”。文研所既给丁玲带来了巨大声誉一为新中国培养了自己的文学队伍，也带来了很重的灾难——因被怀疑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被划为“丁陈反党集团”，其身上背负的著名的“一本书主义”和“挂像事件”就发生在她主政文研所期间。尽管如此，恢复名誉后的丁玲仍旧保持着对新政权高度认同的“左转”姿态。 一、全力创办文学研究所 据徐光耀在回复作协党组的“丁、陈问题”外调信时披露：“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玲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泽东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一番。”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不久即出任了新中国专门“培养作家的机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职。 那么，丁玲是如何参与创办文研所的呢？在创办文研所的过程中，她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丁玲很愿意在培养“共产党自己的作家”上尽心尽责，正与新生政权领导人的长远想法不谋而合。新生政权领导人对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视，不能不说是有深远想法的。这其中一方面有延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启发、影响。②在邢小群对一位老同志的访谈中，老同志在不经意间说了这样一句话：“丁玲创办文学研究所，解决了共产党培养自己作家的问题。”这句话起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在此之前中国有没有一定规模的作家群？其二，这个作家群是不是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其三，新政权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培养作家的机制？ 从丁玲的角度，她当时未必想到这么多，但是党的领导人能够支持她去创办文学研究所，不能说没有考虑过这些原因。③ 在创办文研所这个工作上，丁玲是不遗余力地在推动着并亲自参与的，她不仅做了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还具体指导工作人员拟定各项举措，制订招生计划。文研所成立以后，丁玲不但亲自请教师，还亲自上台讲课，力所能及地参加文研所的各项活动。丁玲讲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讲课风格也让学员们大开眼界，如沐春风。与讲课比较起来，丁玲到文研所谈得最多的还是学习总结和学期报告。 文研所成立不久，1951年3月12日，丁玲参加文研所成立大会并讲话。她说，成立理论批评小组是从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同志们的兴趣和实际的需要成立的。“搞创作也要理论，没有理论就等于没有思想。现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的还是理论，单靠感觉是不能创作的。专门成立小组，是更有意图地进行学习，并不妨碍将来的创作。不是说搞理论的就不能搞创作，更不是说搞不来创作的搞理论。”④从丁玲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她是很重视文研所学员理论修养的，并因此特别强调文研所学员的理论学习。 十天后，丁玲到文研所讲课，题为“关于左联”。在这次讲课中，丁玲重点谈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些“左联”的事情，也谈到了其他问题，比如她说，作家是长期劳动养成的，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更不是听一个两个报告，读一本两本书，就可以解决的事。人家花几十年练顶坛子，我们就缺少这种精神。以前觉得鲁迅的小说不如杂文，觉得叶圣陶的语言虽然很好，但没有味道，是中庸之道的样子。……我不喜欢巴金，为什么别人那么多人喜欢呢？我们就要研究，要懂得那些读者，扩大自己的眼界。巴金的《家》电影演出时，下雨还满场，全是青年男女，而且看了还哭。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为文学专门家应该了解巴金。⑤ 7月31日，丁玲在文研所作第一学期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她谈道：这学季讲的是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以前所讲所谈都是思想问题，是我们对文艺的看法，过去怎样，现在怎样，这是应该总结出来的。是不是样样都要总结呢？例如语言问题……不是，而是要总结我们同学中思想上有了哪些进步。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害人民的东西。 丁玲还特别重视学员的实践经验，强调学员要深入生活。在这次启发报告中，她特地谈到了学员要“下去”的问题：为什么要下去？下去做什么？经过学习之后，思想提高了。下去是自己看。但我们学得怎样，实践一下，演演习。不要希望太高，认为只要下去一次，回来就可以写长篇。应该这样看，是去呼吸新鲜空气，是去开阔一下眼界，多接触些人和事物。是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⑥。8月11日，丁玲在文研所作第一学期第二学季学习总结发言时，再次重点谈了学员要“下去”的问题：这次下去不是要求回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是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统一起来，为他们做些事。……我们以前是关门写作，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而且首先就不愿和群众接触。但在那时就受到了批评。……因此，下去即使搜集材料，也是为了要把问题弄清，而不是为了回来编故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