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创刊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一本由官方发行的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该杂志译介的作品中，诗歌所占比重较大。本文选取了1951-1965年间《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编选方针、选译情况，以及不同时期选材的变化，阐释其特点，并揭示在诗歌编选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显性及隐性因素。 《中国文学》第1期出版于1951年，最初是以年刊形式出版，1953年改为半年刊，具体出版时间并不固定。1954年改为季刊，1958年再改为双月刊，1959年正式改为月刊。在《中国文学》初创的前三年，刊物的工作人员较少，主要的编辑工作，如选稿、编排、定稿等，都由刊物负责人叶君健一人承担。稿件来源则主要由美籍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提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这三位翻译家的旧作。也就是说，在1951到1953年刊物初创期，选材方面的运作程序，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翻译专家提供英译稿件；第二步由叶君健从翻译家提供的译稿中，进行筛选并定稿。1953年第三期出完后，刊物“已经在国外有了影响”①，于同年7月正式成立了独立的编辑部和编辑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会”)，在编辑和翻译岗位上增补了大量的工作人员，并明确了编辑和翻译之间的分工，选稿来源也不再只限于几位翻译家的旧作，范围扩大到了各个重要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等，这使得在选材过程中翻译家的自主性降低，编辑的作用开始凸显。同时中宣部还详细为刊物制定了选材方针：“以介绍我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为主，并介绍少数‘五四’时期和古典的优秀文学作品”②。从刊物的实际选材情况来看，此处所指的“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指现代三十年间的文学作品，即现代文学。这一方针以文本的创作时间对作品进行分类，背后隐藏的话语逻辑，是以社会制度给文学作品定性，只有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在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五四”文学之间，隐隐形成了一种新与旧的对立。1959年4月，对外文委在1953年编辑方针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发展，将是有帮助和影响的”，因此“拟可适当增加‘五四’的部分”，“拟大体定为4(当代文学)、4(‘五四’时期作品)、2(古典作品)的比例”，但到了1960年，这一方针就被外文出版社更改，要求逐渐减少“五四”作品比例，规定只“适当”或“有计划地”选择“部分”“优秀”的“五四”作品。从这以后，一直到1965年，《中国文学》编辑部虽频繁出台新的编辑方针，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都是要求以当代文学作品为刊物选译的主体。这一时期，刊物诗歌类作品的实际选材情况，分类统计结果如下图： 由图可知，尽管刊物的编辑方针反复强调当代文学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比重最大的是古典诗歌，尤其是在1962年和1963年，古典诗歌的选译出现了数量上的井喷。《中国文学》甫一出世，就担负着向外传播我国优秀文学作品、塑造新中国形象的重要使命，上级单位要求刊物以当代文学为选译主体，正是希望通过当代文学反映当时新中国建设，达到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目的。然而这一时期诗歌翻译者，主要是一些外籍专家，或具有西方学习背景的翻译家，如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新西兰籍友好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等。戴乃迭和艾黎本身就是外籍人士，杨宪益曾在欧洲留学六年，这几位译者虽然都是自愿投身于火热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当中，认可新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艺政策，但在成长或受教育过程中，受西方文化影响形成的个人品位和艺术欣赏趣味，却与当时的主流审美观存在一定的距离。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诗歌中，他们最喜爱古典诗歌，从自身的审美眼光出发，认为古典诗歌更能体现中国文学的崇高与优美。且这些译者对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对于相当一部分西方读者来说，中国文化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传统的、古老的、民族化的那一部分。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技巧，都不难追溯到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延续，不仅存在同样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更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相较中国现代和当代的诗歌，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更有阅读兴趣。翻译群体自身的艺术审美倾向，以及他们对刊物读者阅读心理的迎合，促使他们在刊物诗歌类的选材上，更多的偏向了古典诗歌。 特别是到了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文艺界不再一切向苏联看齐，开始向内发掘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民族情绪的主导下，文学界出现了学习和翻译古典文学的热潮，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中国文学》英文组经常被要求突击加班，杨和戴夫妇“往往主动把任务包揽下来，以保证全组同志正常休息”，这对“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压力”③的翻译家夫妇，借助着这股翻译、介绍古典文学的热潮，为自己所偏爱的古典诗歌寻找到了被大量选译的合法性，促成了1962年和1963年古典诗歌译介井喷的现象。
从篇目上看，这十五年间选译的诗歌涵括了屈原、杜甫、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王维、苏轼、陆游、李贺、范成大、王安石等11位诗人的名篇225首，以及汉代民歌2首，《诗经》15首，汉乐府15首，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唐乐府10首。1954年以前，刊物选译的古典诗歌只有屈原的《离骚》，选译这首诗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跟着苏联走”④，刚好那几年苏联出了一系列纪念世界名人的书，这些世界名人包括屈原，1953年又恰逢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当年的《中国文学》刊发屈原的作品，是最应时的选择。实际上这版译稿是杨宪益在欧洲留学时的旧作，彼时杨宪益出于兴趣，刚刚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理念尚未成熟，这首译作获得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杨宪益对《离骚》颇有研究与心得，如认为《离骚》的实际作者并不是屈原，而是汉代淮南王刘安，他曾在多部学术著作及回忆录中，宣称《离骚》是一部伪作⑤；不仅如此，在屈原的所有作品中，《离骚》还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这样刊物选译《离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