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21世纪，“十七年文学”也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带来的数番震荡中稳定下来——稳定为某种对峙、板结的格局。对峙表现在该研究领域“聚讼纷纭”，“(往往)讨论尚未开始，剑拔弩张的阵势已一字排开。”①这种“剑拔弩张”也是知识界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激烈冲突的重要部分。板结则表现在，在相互的质疑与否定中，“左”“右”两种“十七年文学”研究路向都遭遇了相似的理论陷阱，不同程度地陷入重复、无所作为的状态，以致钱理群早就指出的“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②在文学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力的纠正。那么，怎样激活已经逐渐板结、凝固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并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对该领域的立场分歧、理论陷阱予以必要的辨析。 目前居于主流位置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路向，是以陈思和、丁帆、王彬彬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中又略可分为两脉：一是丁帆、王彬彬等以“人的文学”为根据对“十七年文学”的斩钉截铁地否定，如认为该时期文学“漠视个人命运和情感创伤”，“对现实不具有批判精神”，“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③甚至认为《红旗谱》“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拙劣的”“根本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④另一脉则表现为陈思和等的“潜在写作”“民间写作”研究。后者力图从“十七年文学”中离析、重构出某些异质因素，而对此类异质性的肯定实际上构成了对“十七年文学”更深刻的否定，迂回地落实了陈思和对“十七年文学”作为“伪现实主义”的“图解政策的宣传品”⑤的认定。近20年出版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著作，多数出自新自由主义解释体系。相对声势稍弱但也获得部分肯定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论述(其中部分学者被贬称为“新左派”)。其中，李杨、蔡翔贡献最著。李杨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始终如一的是一场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学实验，“非西方国家要反抗西方，就必须组织起‘我们’的性质，即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一个现代国家的组织过程，又完全是一种认同西方的过程。非西方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只能采取西方式的手段，使国家成为主体，国家承认每个人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的确又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普遍性为目的的。”⑥这一观点与唐小兵关于延安文艺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⑦的论述和后来汪晖有关“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的解释体系相互激荡，一度激活了久遭贬弃的“十七年文学”，文化研究也代替社会历史批评为该领域开辟了新的问题空间。蔡翔的《革命/叙述》以对劳动、技术、地方、性等表述空间的分析，成为该领域创见迭出而又争议纷纭的最新成果。 迄今为止，以上两种路向都已取得扎实成果，然而双方的相互否定、难以相容，也构成了学界难以弥合的“伤痕”。其中，具有“天然”合法性的新自由主义的“人的文学”的观念，在两个层面遭到质疑。其一，“人的文学”或“纯文学”观念被认为具有与政治权力重组合谋的背景，如《伤痕》《班主任》等被批评“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在其‘人道主义’和‘文学性’的面罩下面，实际上隐含着特殊的界限和排他性。”⑧以“人的文学”为核心概念的“新启蒙”也被批评位于“发展主义的话语框架之内”，“它们生产的知识基本上是为‘新时期’重新定义现代性(虽然当时没有用现代性这个词)，为发展市场经济做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准备。”⑨其二，“人的文学”观念还被质疑存在历史错位。程光炜认为，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牵扯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性’关系，所以必须拿‘五四’‘自我’‘个性解放’‘自由’‘文学性’等知识来拯救当代文学史研究”，于是“现代文学关于‘自我’‘个性解放’‘自由’‘文学性’等知识便流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它们很巧妙地被置换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对‘十七年’的看法”，在此“新启蒙编码”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然而“五四知识”真的是“比‘社会主义知识’更具有时代进步性，因此也就是等级更高的一种知识结构”⑩吗？与这些质疑相呼应，一线研究者明确怀疑“人的文学”的实践意义：“以个人主体性的标准审视十七年文学，在照亮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大量的东西”，“与十七年文学的实际状况相差甚远。”(11)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资深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立场，如洪子诚坦承“启蒙主义”对“当代文学”其实只是“外部”观察，有“它的限度和弱点”，譬如“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12)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已出现松动。 不过，民族国家论述遭受的质疑更加猛烈，也更“致命”，几乎有彻底丧失信誉的危险。那就是，无论李杨、旷新年等怎样强调“十七年文学”在民族、国家等“想象的共同体”方面具有特殊的叙事效果，但他们实在难以有力回应批评者以“人”的名义发出的尖锐质问。因为历史无法回避：“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频仍，“反胡风”“反右”“文革”无不造成累累人生惨剧，更兼骇人听闻的三年大饥荒，这种现实使任何希望正面清理“十七年文学”遗产的努力，都难以直面巨大的道德压力。郜元宝的批评即由此长驱直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