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茅盾文学奖“修订版”特殊性及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当代“前三十年”全国性的文学奖只有1954年的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国家主流文学话语主要通过文学期刊管理对文学实施掌控。这与“一体化”文学体制下图书杂志发行量大面广、传播迅速快捷等特点有关，也与当时文艺政策频繁调整变动，以批判打压为主、表彰引导为辅的文学生态环境有关。1980年代以降，情况发生了变化，旧有的意识形态权威似乎正逐步退出当代文学话语场域的核心位置，特别是198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极大削弱了图书杂志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井喷式的发展和各种新文学现象的层出不穷，也促使主流文学话语开始考虑此前不那么受重视的文学评奖，以强化体制化的引导和规训的功能。从1978年开始，由《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新诗奖，以及1981年开始由中国作协主办的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就是在这样情形下出台，并以“经典遴选”的方式深刻影响当时乃至今天的文学发展。自然，它也成为人们探讨文学体制或如福柯所说的“知识/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上述诸多文学奖中，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无疑是学界最为关注的一个奖项。其有关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基于1980年代文学审美自主性想象，从评奖的价值标准、艺术原则和经典化功能角度反思茅奖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作为以“个人”命名的茅奖权威性来自设奖人“茅盾”卓著的文学史地位和“中国作协”的高度专业化、精英化标准，因此应该具有某种超越政治权力话语的相对独立性。洪治纲、汪政和王彬彬等就持此观点；①一是以文化或泛文化理论为武器，从文学体制和评奖的运作机制切入，对茅奖奖项设计、评奖过程和获奖结果所表现出的与意识形态制度化的同步性，以及“中国作协”这一特殊机构之与茅奖关系进行探讨。这在吴俊、范国英和朱晖等有关著述中表现的较为明显。② 以上解读都不乏深刻之见，但由于有的“从根本上忽视了设立茅盾文学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可能性”，③更多只是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来表达对主流文学话语压抑精英审美旨趣的不满；有的主要从文本“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命运”④谈起，强调政治压力和服从于政治目标的“改写”，因此多少显得有些浮泛粗糙，其艺术阐释远不及对体制的洞察来得深刻。这与本文所说的有关茅奖两部“获奖修订本”——即第二届茅奖获奖作品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4年修订本)和第四届茅奖获奖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1997年修订本)所作的基于校勘学的实证分析，在趣味、取向与方法、路径上的确不尽相同。当然，《沉重的翅膀》、《白鹿原》版本修改，以前也有人关注(据笔者粗略收集统计，涉及《沉重的翅膀》版本的文章约有5篇；《白鹿原》版本研究稍多，但大多散见于其他的有关论述，专门的论著和学位论文约有5部/篇)，但因各种缘由，往往都将注意力放在版本的政治性修改上，于是有关的版本研究就变成对前文第二类研究思路的扩充性复述，茅奖的特殊性特别是非政治性修改未能有效地纳入研究视野。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要全面客观地评价茅奖及其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不但需要从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外部研究”视角展开阐释，而且也需要从文本细读和版本校勘的“内部研究”方式进行解读。所谓的“获奖修订版”生成，它就同时包含了这内外的两方面内容，它是获奖作品复杂表意机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话语矛盾、碰撞而又妥协的产物。本文接下来，分如下两部分对迄今为止仅有的两个茅奖“修订版”进行考察：第一，通过基本的版本比较和校勘，我们可以从共时性角度考察初版本在哪些地方跨越了意识形态划定的叙述边界，而修订者又是通过什么形式满足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新的“越轨”，以此来探讨修订在各个话语层面上的得失；其次，借助李奇的话语结构理论和布迪厄的话语场理论，将这两个特殊“版本”的生成与主流文学话语在1980年代以来的差异竞争和规范/妥协机制联系起来，以此折射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独特发展情态及其内部多方力量冲突、融合下呈现出的复杂表征，从历时性角度对“后三十年”主流文学话语结构的场域迁移做一番整体的扫描。 二、《沉重的翅膀》修改：“思想越界”后撤与规训的有限性 总的来说，《沉重的翅膀》的修订经过并不太复杂，但却极为曲折。小说最初刊载于《十月》杂志1981年第4、5期，因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及时把握引发读者和评论界的很大反响。张洁遂于1981年12月迅速推出了“作了数十处修改，其中有二三十处是重要的修改”⑤的单行本(即初版本)。随后，她在1983年又两次对作品进行了“大改百余处，小改上千处”的再修，修改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一左右。⑥正是该“修订版”最终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对于当时已经是成名作家的张洁来说，1983年的修改的确显得有些“不正常”。据悉《沉重的翅膀》问世后“来自组织和上级的压力旋即接踵而至，当时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就多达一百四十余条，有的批评很严厉，已经上纲到‘政治性错误’”。⑦尽管对部分指责心怀抵触，但在编辑韦君宜的劝说下，张洁还是综合了各方的批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修改。 当时韦君宜开出了四页审读意见，指导作家针对来自“高层”的政治批判作了洁化处理。事实上，这种洁化在“初版本”的修改时已经有所体现：“从刊物上发表到正式出版，张洁听取了读者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对某些过激和不无偏颇的议论，或删或改。”⑧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批评小说“把改革者写得都没有好结果”⑨之前，张洁已经对结尾进行了处理：“初刊本”郑子云尽管赢得了代表选举，但却因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生死未卜——这一结果给人以强烈的悲壮甚至压抑感；而在“初版本”中，作家新增了“光明的尾巴”对之加以缓解，“值班大夫告诉他，郑子云可以闯过这一关”。这段修改看似“救活”了郑子云，但整体文本传递出的转型时期的巨大焦虑感却毫无缓解，“这个翅膀实在是太沉重了，究竟还能不能飞得起来？这就使人不能不感到一种迷茫了”。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