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1-0001-05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1.000105 当下的我们身处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贸易领域如此，高等教育也如此。这一点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这两个领域也越来越相互关联。较之全世界其他地方，由于一批高等教育国际项目高调展示了中外投资力度，这一趋势在中国也许更明显，其中有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宁波的诺丁汉大学、昆山的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等。通常，这些机构得到了学费导向的欧美高校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教育上它们是创新的，在经济上也是有效和有收益的，为争夺全球贸易中高等教育的“市场份额”而相互竞争。 在很多方面，当下全球化高等教育实验的商业模式与中华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教会大学相去甚远。早期的高等教育实验由西方教会机构主导，大批资助源自美国、英国和欧洲教会的会众捐款。今天，推动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进程的则不再是寻求“转化”的教会，而是寻求经济增长的政府和寻求提高收入和排名的高校。上述努力也不再局限于西方，而已扩散至全球。 尽管就动机、机制和规模来说，过往与当下的高等教育全球化差异甚大，但我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有启发意义的相似性。其中最根本的，是这两者与全球化一样，在校际和国际间导致了大量的学术竞争。国际关系专家们经常就经济全球化到底为世界带来和平还是战争而进行争论。实际上，教育全球化的作用、即其对国际和平与冲突的作用，也值得思考。 我们大多觉得冲突是坏的，应该避免；合作通常对教育发展而言是好的，值得鼓励。因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我们似也倾向于欢迎全球竞争。究其根本，大学间为吸引最好的学生、国家间为建立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所开展的竞争，看似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常被告知“全球化教育”对培养世界公民而言很重要，而世界公民应拥有最优知识。但是，过往和当下的教育全球化实验表明，学术竞争也会导致负面作用。如果没有学术上有意义的标准和卓越的教学法，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可能导致资源浪费、甚至导致冲突，而远不是产出全球公民或者全球知识。我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其一源自过往(本文将深入讨论)，另一则取自当下(本文只做简要介绍)。 以齐鲁大学(西文名字是山东基督教大学)及其与哈佛燕京学社(HYI)的关联为例。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陶飞亚教授和刘家峰教授1999年在《文史哲》杂志已就此发表了相关论文。①刘教授去年与我分享此文，并抱歉说他协助开展上述研究时只是个研究生，但这个道歉是不必要的——因为论文很出色。由于该文，我有机会研究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中所保存的齐鲁大学档案。哈佛燕京学社的档案与陶刘二教授的文章是一致的。陶刘二教授指出，与对其他基督教教会大学一样，哈佛燕京学社对促进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很重要。但他们也指出，由于当时中美之间的学术与文化语境差异甚大，哈佛燕京学社和齐鲁大学的取向存在着显著差异，导致合作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摩擦。他们认为，尽管哈佛燕京学社对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学社从未能理解齐鲁大学与其他高校开展学术竞争的重要性。结果是学社强调本科教育超过前沿研究的政策，永远无法完全实现。 上述分析当然有其模糊性，但与我在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中的发现事实上也不矛盾。然而，我愿意提出稍为不同的阐释。陶刘二教授从齐鲁大学的角度提出了与其他高校竞争的动力，而我认为，哈佛燕京学社对加剧竞争负有更大责任。由于陶刘二教授已就竞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讨论，我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没那么正面。 确实，哈佛燕京学社像联合董事会一样，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彼此进行分工。但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眼中，这并不真的是一项平等主义的安排，反而是相当层级性的——燕京大学位于金字塔塔顶，其他基督教大学被鼓励要敬仰和仿效燕京。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其他基督教大学把年度报告提交到位于燕京校园内的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室，而不是直接提交到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本部。齐鲁大学很快表示同意，但解释说“即便在中国，机构性嫉妒也并未全面消失，大学都意识到各有所长，自然也就指望他校在其他领域的引领地位。例如，各校都认同金陵大学在农科、齐鲁大学在医科、燕京大学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②这听起来是中国基督教大学间平等主义的劳动分工，但是，由于哈佛燕京学社资金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中国文化研究、燕京大学被视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军教会大学，因此，哈佛燕京学社制定了固有的层级制度。 更确切地说，中国所有的基督教大学都意识到，开展中国研究是在本土获得认可和受到尊敬的一种途径。就齐鲁大学而言，其国学研究机构——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考古学会、中央研究院的山东籍院士，以及本省其他主要机构和学者开展了重要合作。该国学研究机构的重要课题关注山东的历史地理、齐鲁文化的发源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齐鲁大学教员的明义士是出色的甲骨收藏者和学者，1936年他高兴地向哈佛燕京学社报告说“较之以往，齐鲁大学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获得很大提升，研究所的工作也得到了教育界赞许”。③他写道，中国地方社会“认识到基督教大学有兴趣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并在用最现代的方法训练自己的学生来进行理解和欣赏。”④明义士教授指出，青岛市长沈鸿烈为齐鲁校园内的一个小博物馆捐资1000块墨西哥鹰洋，以提高用现代考古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兴趣。⑤ 在明义士这样的传教士型学者心中，中国文化的前沿研究是争取地方精英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山东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但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分级体系中，齐鲁大学并不是中国研究的引领者，应该关注本科层次的中国研究教学，而不是开展前沿的国学研究。对哈佛燕京学社来说，在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中，只有燕京大学才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生层次的中国文化训练。哈佛燕京学社教育委员会总结道：“在(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层次，只有燕京大学一家。”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