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一个错位的起点 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该杂志先期名为《青年杂志》)，新文化由此启幕。这个影响了中国100年的文化运动，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现代的开端。中国现代史、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书写无不以此为起点，但，这未必不是一种历史偏差。 如果通贯20世纪的100年，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前的清末十二年，实为华夏现代之始，但这一时段习惯上被视为近代。这一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上的杰出人物，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大体被视为近代人物而非现代人物；正如新文化三杰——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他们才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且是第一代)，由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亦即新文化才是一种文化现代性。 近代与现代，非止于时间之差，而是价值之异。近代，往往被视为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现代则是其过渡的完成。美国华人学者张灏有一书，名为《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考辨梁启超时代为什么是中国思想的过渡，它要过渡到哪里去。清末十二年，梁启超有效地主导了当时的思想舆论，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是立宪，文化思想是新民。立宪乃终结皇权专制，新民则培育公民精神。这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如果这样一个组合尚不足以称现代，那么，现代到底又是什么。尤其是，梁启超不但从政治文化两面给这个民族输入新价值，却又立足传统而不抛弃之。因此，由他所代表的清末十二年岂止20世纪现代之始，乃是正脉。但按照20世纪的观念习惯，是梁启超以后的时代，即新文化运动才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它终结了传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因此，新，不但形成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事实判断，同时也是肯定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其价值就在于它彻底反传统，超越了所谓近代对传统持守的局限，因而革命性地过渡到现代。从20世纪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来看，近代与现代之别(同时也是新旧之别)，大抵如此。 时代的划分，政治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以五四为现代起点，本身便是政治划分的结果，因为它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现代史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史。由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被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故而被划入近代范畴。显然这是胜利者的历史划分。只是政治如果不失为一种划分尺度，它不应该仅仅被简化为胜利者的尺度。如果可以超越党派政治，并着眼于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分野，那么，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书写，应该以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为发端，因为它引发了其后清末十二年的立宪运动。这不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先声。 这里简要说明两点：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始，之所以肇端于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而非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盖在于后者更多表现为传统性质的变法，它没有触动皇权根本，其主张事项带有明显的行政改革意味而非政治改革。它远不如后来的清末立宪，极为内在地触动了皇权制度根本。虽不推翻皇室，但以宪政框架制约并虚化之，使传统的君主专制转化为现代政治文明性质的君主立宪。故清末十二年的宪政运动，正是1688年英伦“光荣革命”的翻版(虽然功亏一篑)，它不独是20世纪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政治的开端。二是与梁启超清末立宪派同时的孙中山革命派，以共和为目标，试图以暴力革命的方式终结皇权，用民主取代君主，无疑也是一种政治现代性。不同在于，立宪派以英伦现代性为前瞻，革命派踵继的则是法国大革命。这是欧西两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性在清末竞演。 从政治现代性到文化现代性。清末十二年和五四新文化，不是从近代到现代，而是第次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现代(性)。1902年，尚在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至1907年因火而停。这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包括梁启超此前创办的《清议报》)。如果说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如何影响了时人及后来者，《新民丛报》则同样影响了它那个时代的读者及后人；而且《新青年》的作者群，因为年龄的落差，他们都是读着《新民丛报》的文字成长的(包括胡适和鲁迅)。当然，清末十二年，影响他们的文字不独梁任公，影响更大更深入的还有严复，尤其是他的《天演论》。 这样两份杂志，代表了两个时代。但无论《新民丛报》还是《新青年》，都以“新”自命。一个是要新民，一个是要新青年。它们所谓的新，都是指与传统不同的西方文化。传播西方思想文化是这两个杂志的自觉的使命。其差异在于，相较于《新民丛报》全方位的介绍欧美，《新青年》则比较偏食。它前期较多偏重法国(因其对法国大革命的欣赏)，正如后期偏向苏联(因其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对传统及传统文化的态度迥然有异。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已自不待言。但清末十二年，无论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对新旧文化的态度都是会通中西、交互阐释。他们从不因为传统文化的旧而欲彻底否定，只是希望通过西方文化的引进从而对其更新。 这就是20世纪的前20年，它不是从传统到近代而现代，而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呈现出性状不同的两种现代。因此，把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源起乃是时间的错位，现代发生的时间理应提前。就第一个十年而言，它所体现的现代性方案是推陈出新，从“陈”亦即传统当中推出“新”来。第二个十年的现代性方案毋宁也是推陈出新。但，它的推，不是推出而是推倒，亦即推倒传统，让新横空出世。然而，从传统中出新，是人类文明的自然演化。离开传统的新，是谓无根，而且不可能。故，20世纪前两个十年，清末十二年为正脉，新文化运动则是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