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2-0107-06 探讨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具有什么美学内涵，以及跟美学有什么潜在关系，是一个颇费思量的话题。之所以作如是言，是因为文化研究总体上看走的是非美学，甚至反美学路线。虽然它是从文学研究中脱胎而出，如雷蒙·威廉斯批评F.R.利维斯对文学寄予了太多的期待，但是文化研究既同文学研究分道扬镳，对文学研究的审美主义路线，长期以来是不屑一顾的。适因于此，不乏有人指责文化研究没有深度，刻意避开审美体验。本文将予说明，文化研究并不是肤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非同美学只有文本分析、符号分析这些技术层面的联系，在精神层面上了无相干。相反，它同美学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 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文本分析”，这也是文学和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走到极端，便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当年解构主义的口头禅。但是此一口头禅影响尽管几乎被及后现代批评的方方面面，却似乎并没有波及文化研究。这是不是因为文化研究以文化现象与文化实践为对象，避免了从能指到能指的后现代话语陷阱?这很显然也是一个美学问题。而当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替代阶级、种族、性别、边缘、权力政治，以及镇压和反抗等话题，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文本时，是否意味着它从文学研究那里传承过来的文本分析方法，反过来压倒自身，淹没了它的民族志和社会学性质的身份特征?思考这些问题，都涉及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个中的美学意蕴，当不言而喻。我们且从四种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模态谈起，它们是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理论、连接理论。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可以概括文化研究前期的基本方法。“文化主义”(culturalism)是斯图亚特·霍尔发明的术语，用来命名文化研究的前驱和初创阶段。文化主义以文化研究三位奠基人的四部著作为标记。这四本书是理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假如以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标志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准学科的诞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四部开拓性著作，都还属于文化研究的“史前史”。霍加特和威廉斯突破的是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传统，汤普森突破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械理解。分别而言，霍加特和威廉斯可以说是背靠利维斯的“少数人文化与大众文明”传统，终而分道扬镳，一路走向了文化研究，故两人时常被人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汤普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之所以成为文化主义三足鼎立的代表人物，据曾经继霍尔主掌伯明翰中心的理查·约翰生说，是因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将三个人串联了起来，那就是相信通过研究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有可能重建这个社会中男男女女共享的行为模式和观念格局。很显然，这是一种强调人文动因的方法。文化主义主张文化是普通平常的，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总和。所以霍尔会说：“在英国文化研究内部，文化主义是最生气勃勃，最富有本土色彩的一脉。”①实际上，霍尔本人的前期研究，通常也被归纳在“文化主义”的旗下。 以文化为生活方式的总和，威廉斯进而以“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为此种全部生活方式的组构原则。情感结构意味着社会经验的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它寄寓在一种特殊的生活、一个特殊的社群之中，其栩栩如生的鲜明特征不证自明，无须外部分析来加说明。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指出： 我建议用来描述这一现象的术语是“情感结构”：它就像“结构”一词寓示的那样，坚定而又明确，但是它运作在我们行为的最精致、最捉摸无定的部分。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情感结构就是一个阶段的文化；它是那个普遍机制里的所有要素的一个活生生的特定果实。② 威廉斯认为，正是这些情感结构，潜移默化形成了系统的观念信仰及意义传达模式，虽然它们本身是为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故此，情感结构一方面是指文化的正式构造，一方面又是指文化被感受经历的直接经验，具体说，它就是某个特定阶级、社会和集团的共享价值，或者说，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对于美学来说，毋宁说威廉斯是在这里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经验和情感视野。 威廉斯用他的“情感结构”分析过许多19世纪小说。他指出，19世纪作家经常出奇制胜，用奇迹发生来解决彼时社会中所谓伦理和经验之间的矛盾。诸如男男女女解脱没有爱情的婚姻，或者是打发伴侣上西天，或者让伴侣发疯，都是转瞬之间的故事。再不就是大笔遗产从天而降，一贫如洗的主人公顿时变成巨富。抑或在现存社会秩序中一筹莫展、处处碰壁的人物，可以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实现雄心壮志。或许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密考伯先生，这个总是异想天开的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穷途潦倒，一事无成。可是小说结尾处消息传来，说是后来去了澳大利亚的密考伯，在那个罪犯流放发配的国度，终于心想事成，做成了一番事业。遥远陌生的澳大利亚莫非就是白日梦主义者的乐土?用威廉斯“情感结构”的视角来分析，那便是这些异想天开的故事，都表现了一种共享的情感结构，是为19世纪社会中潜伏在主流文化之中的无意识和意识诉求。故此这里文化分析的使命，便是在以文学为主要载体的文献文化之中，来寻找真实的生活。文献文化的主要意义，由此可见，便也在于当这些情感结构的当事人归于沉默之后，继续给我们提供此种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威廉斯的上述情感结构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确切地说，它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文化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