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全球国际政治中一个具有世纪性的重大事态，就是作为全球首强的美国、崛起中的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和致力于普通国家化的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蕴含着亚太国际体系乃至全球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更的实际可能性。其结果，无论是东亚大国还是其他中小国家，均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顺应东亚国际时势的大变化，以便赢得战略主动，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显然，顺应时势大变化的一大要求，在于敏锐地把脉这个时代的战略逻辑，懂得大国权势角逐背后的作用机理，明了主要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在张力，如此才能有机会在国际权势等级阶梯中赢得一席之地，获得成功；反之，就将遭受严重的挫折，甚至是失败。从这个意义出发，一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或者用爱德华·吉本的话说，“公民的审慎”①，就显得至关紧要，因为唯有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才能确保不迷失航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将着眼于中国国家大战略赖以展开的东亚地缘环境，重点探讨中美日三大国东亚战略大角逐的内在动因。文章将首先从“国家意志”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阐释国家对于外交政策的特殊要求，即外交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达致伟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次，强调东亚地区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②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实际上就是国家意志的较量；最后，提出中美日三国东亚战略竞逐的三种前景，并认为只有顺应时势并创新战略思维，才能把握国际大趋势，预见可能性，在大国权势较量中取得先机，赢得主动。 一、有关国家意志的学理解读 早在八百多年前，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就强调指出，关于国家或国际政治问题的探讨，本质上属于致用之学，即用以指导实践的学问。“由于在行动方面，最终目的是一切行动的原理和动因——这是因为行为者首先是由最终目的所推动，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行动的任何理由都必须来源于这一目的。”③据此，但丁得出结论说，大一统的尘世政体的目的，是确保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的有效实现，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因为和平环境是人类发展智力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由此推之，要求得世界和平，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政体，即世界帝国，以此消弭纷争与混乱。正是在《论世界帝国》这部作品中，但丁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即国家之目的。 关于国家之目的这个话题，现实主义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也曾做过系统的人文主义阐释。他指出，一个城邦国家之终极目的，是决心要达到伟盛；达到伟盛的关键，在于靠他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即所谓“德行”来进行城邦治理；而政治判断的核心在于坚守这样的理念：使城邦变得伟大不是个人的善，而是“公共的善”。也就是说，要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私人利益和普通的道德考虑之上。④所以，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之伟盛取决于两大方面：一是要有一个懂得顺应时势的统治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聪明的君主要懂得顺应必然，其中包括为了君国的生存去做一些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的事情。二是一个城邦要达成伟盛，还有必要使君主的上述品质为公民全体所具有。亦即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普通公民，其美德的标准均是：他们必须准备为之奋斗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公共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后代，而是共同的祖国。⑤毫无疑问，维系这两个群体并使之按照同一个标准行动的逻辑，只能是体现理性律令的政治判断力。 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大约一百多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同样从人性出发，强调缔造国家之目的，在于消除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即自然状态。他指出，要消除这种自然状态，只有一条道路，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集体就是伟大的利维坦——主权国家，用霍布斯的话说，一个活的上帝的诞生。⑥在这里，早先但丁所强调的“国家目的”，为“国家意志”这一新的概念所取代。不仅如此，霍布斯还深刻指出，作为“一个意志”的主权者，其职责有三：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维护国内秩序，三是保障人民合法致富。⑦这样，国家意志便与马基雅维利所强调的政治判断力有机地衔接了起来。 在此之后，经由康德、卢梭、黑格尔等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对国家意志的思考更加系统和深刻。其中，黑格尔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他特别指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具有意志，也就是说必须作出决定。⑧由于国家之决定关乎其生存，关乎其伟盛，所以黑格尔反复论证说，国家作为体现理性的共同体，其本身就是理性必然性的实现。可见，关于国家意志的讨论，始终没有脱离但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思想家早先给出的范畴，即国家意志主要与理性、政治判断、美德(道德)等根本问题相关联。众所周知，个人意志本质上是理性的反映。像个体的人一样，国家意志也是理性的体现；而所谓道德，在黑格尔看来，即为个人使其意志适应一般理性追求。⑨由此推之，国家道德便是使国家意志适应一般理性追求，亦即国家按照国际政治的必然逻辑行事。于是，便有了此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广泛争鸣与辩论。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意志首先是主权的体现。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其核心不外乎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其次，国家意志是理性的体现。作为理性的共同体，国家的政治判断自然不能被纳入个人道德律令之中，其核心关切仍然是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再次，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在国家政策之中。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整体的国家意志最终体现在其所做的决定之中，即反映国家利益追求的政策之中。毫无疑问，这既包括国内政策，也包括外交政策。 正是在上述大思想家的哲理思辨的基础上，此后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关于国家意志的学理解读。他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最高权威，即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猜忌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结果，每个国家都面临一种自助的形势，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势角逐或生存竞争。而当自助被视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时，通称的“安全困境”也就不可避免。“安全困境论的核心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导致他国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错觉和想象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⑩在安全困境的逻辑作用下，国际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甚至是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