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会假设，通过他们的项目，能探索出真理，并能对国际范围及其运作进行比较客观地理解。不过，大多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都受到一些偏见的影响：它们是西方国家的作者为西方读者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向“西”倾斜，这会削弱其解释和产生社会福利的能力。 许多西方偏见基于西方的历史性政治和军事霸权；胜利者书写历史，政治哲学论似乎也是如此。阿米塔夫·阿查里雅(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他们2010年出版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展望亚洲及全球》(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一书中写道，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派都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产物：现实主义来源于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霍布斯(Hobbes)及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作品；自由主义源于康德(Kant)、洛克(Locke)、史密斯(Smith)等；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是德国人；即便是强调相对主义和多样性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的国际关系也很大程度上源于皮埃尔·博帝奥(Pierre Bordieu)、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法国作家。当然，孙子(Sun Tzu)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这样的非西方人也为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总体上讲，西方声音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史。 这远非历史遗留那么简单。经济学和心理学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人们越来越多地应用博弈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国际事务，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与假设、意识形态、行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结果纠缠在一起，与此相关的大量知识都明显带有西方倾向。人们对应用博弈论本身没什么偏见，但是随着其在现代学术圈中的应用，西方人的特权就明显优于其他背景下的人。社会心理学家本着方便的原则选择受试者，也就是说，西方研究员选用的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是西方人。对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生成的大量知识都被认为是揭示人类普世真理的，但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指向特定的文化。1995年，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研究生乔·亨里希(Joe Henrich)前往秘鲁，研究原著居民的经济行为。亨里希发现，同样是在模拟博弈论的情境下，他的受试者与北美的受试者表现大不相同。北美人在博弈中普遍渴望对资源进行公平分配，并要求奖励这种行为；秘鲁原著居民则看起来并不怎么关注公平问题。这并不是说一些文化、种族或区域团体在博弈中就或多或少地比其他的更理智；任何形式地博弈都有没固定地好坏之分。相反，亨里希的发现仅仅是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相应地就会转换成不同的目标和战略。亨里希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及文化地区反复进行这一实验，观察跨文化下的人类行为。这些发现挑战了长久以来博弈论研究的普遍西方立场—揭示了人类的本质特征。他的工作指出了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研究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绝大部分受试者都是西方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同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普遍无差别。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关于人类本质的概念是西式的，是通过研究西方受试者得出的，却错误地用于全球各地的人们。即便存在着这些限制，应用博弈论仍在主要出版物中被广泛用来解释普京的行为以及去年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局势中造成的紧张。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机构的西方思想家的产物。2011年，排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前25位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项目中，美国有19个，英国5个，加拿大一个。无一例外，全部是西方国家。同时，《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为全球大学社会科学2013-2014年的排名中，除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29之外，此前也全被西方包揽。2013年关于政治及国际研究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前40名里只有7所是非西方的大学。当然，这些是西方出版物上的西方排名，但或许也正是西方新闻业带有西方偏见的一个例子；这同时也说明极少数非西方的国际事务项目能登上排行版，他们认同西方排名。即便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自2003年创立以来，也只有两所非西方高校荣登前50。这些排名也表明西化性的国际关系知识根基深厚，源远流长。 负责国际关系研究及教学的西化学者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研究身份对研究结果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也是立场论的争论焦点，一派认为被边缘化或受压制的个体应该拥有获得知识和真理的权利，而这通常是被主流排除在外的。例如，遭受西方政治军事统治长达数世纪的非西方人，很难为国际事务提出新奇且有见地的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颇为重要的观点。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思想在西方机构里的产物，不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更不可能适用于任何情形。 西方偏见的危险在于它排斥那些可供选择的、非西方化的观点。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单一化会限制我们发现真理，也会对我们现有的知识产生污染。考虑到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变得日益重要，如同一个有价值的商品，上述问题就显得尤其棘手。知识和信息逐渐成为经济价值及权衡经济成功与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诸如生产能力及技术等物质因素是力量的来源和历史的推动者，但是，我们现在更可能的是生活在所谓信息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这里，知识的传播成为力量最重要的来源。例子比比皆是。从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中可发现，互联网的高速连接每增加10%，经济增长就会上升1.3个百分点。美国政府情报工作的预算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在增加，现在达到每年800亿美元。卡尔·太郎·葛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eld)最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强调，搜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对于构建社会和文化资产至关重要。如果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了现代历史的进程，而西方人又主导了对国际事务方面的真理的追求，那么，世界上的很多人就无法参与到重要的世界演进及其发力过程之中，这毫无公平可言。有西化倾向的国际关系研究排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对国际系统知识的追求，防止他们接触由此带来的利益。这种排斥似乎并不是一些有意的或恶意的大阴谋。把这个归因于西方的某个人是不对的。相反，这是有机增长及历史自然发展过程带来的结果。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霸主地位看做是感染学术界的疾病更合适一些，它既损害了西方人的利益，也损害了非西方人的利益。国际关系思想的非普遍性使得西方理论家无法很好地理解国际系统，也很难寻到真理。种族主义的把戏具有隐蔽性，对世界各地及各文化圈追求真理的行为都会造成损害。虽然不是有意为之，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却依旧认为：“一种理论总是出于某种目的，为了某些人。”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也是为了西方人，虽然它本意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