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的争论，不但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双方壁垒分明，论辩色彩浓厚，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通过争鸣，论辩双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之争，“革命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范式”问题的出现 “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引进的学术语言。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此时科学革命就发生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显然，这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过去30多年中就范式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对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异，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理论和方法”，有的视作“不言自明”的信念，有的认为是“一种解释模式”，有的大略等同于“学科体系”。不管如何定义，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具有本质性，不是枝节问题。在关于范式的讨论中，相关学者基本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而且，参与讨论的双方均不否认自己属于对方所定义的范式共同体，虽然也都认为用以概括其所属范式的名词并不恰如其分。 这样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外来概念，颇为顺畅地被在不同语境中从事史学研究的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接纳和发挥，这看似奇特的学术因缘，放回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其实不难理解。 李时岳于1980年初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曾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①不过，这篇文章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下，史学界竭力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枷锁，力图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一目标和追求的一个缩影和代表。黎澍在总结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与黎澎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的概括不仅内容一致，连表述也非常接近。李文对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作了以下阐述：“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③ 李时岳本人曾说，自己的提法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有学者据此将其归为相对更重视革命的“后革命范式”。但早在“范式”争议出现之前，就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徐按：同样源自库恩的著作，是“范式”曾经的译法)，但这一提法“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④也就是说，这种对中国近代史“主流”和“基本脉络”的新看法，对于原有解释体系而言，具有颠覆性。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挑战。⑤ 这种新的解释路径出现之初，学术界正处在黄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⑥的状态，就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而言，也可以说，是处在“新东西”已经出现，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80年代初翻译出版，适逢其时地与史学研究的转向产生共振，为史学研究新趋向的概念化提供了适用工具，从而使这个从西方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落地生根。 借用范式概念归纳中国近代史的新方向，不仅限于中国学者，美国的相关研究者也采用了同一概念。这一方面显示了“范式革命”的强大穿透力，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具有普遍性。相关讨论的国际性在提升其学术意义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点留待后文再讨论。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张亦工很可能是最早将“范式”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⑦但他的学术贡献却未引起相关讨论者的注意。此个案亦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汲取学术资源时的“眼光向外”倾向(张本身的学术资源同样来自“外”)。 1988年，张亦工已采用库恩的概念(当时的译名是“规范”)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趋向。他敏锐地观察到，“近几年的研究情况表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正处在研究规范发生某种变化的过渡时期”。“自1979年以来，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传统规范已经面临一些新的规范性认识或理论挑战。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关于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基本观念，众说纷纭，这使我们预感到一种重要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规范有所不同的理论、原则或概念，它们还不成其为完整的规范，只能称为规范性的认识或理论，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新的规范。”对于“传统规范”，作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对于正在形成的“新规范”，作者尚未命名，且认为不止一种，譬如有些学者主张从社会史视角研究近代史，有些学者主张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都体现了与传统规范或多或少不同的思维方法。不过作者明确指出，“四个阶梯”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⑧由此可见，后来发生的范式争论，在198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