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317/j.cnki.jdskxb.2014.07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4)06-0020-10 胡乔木(1912-1992年)，江苏盐城人，中国民主革命的革命家、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自从1930年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就开始了党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从1941年起，他长期担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中国建立后，他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理论、宣传、文化及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一生在中共思想理论和政治宣传战线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了大量著述。他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典型。 知识分子是个老话题。但是，究竟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却有许多复杂的说法。有一种观点，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族群，事实上把它视为真理、正义的化身。萨义德就是这样看待知识分子的：“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1]25 萨义德还指出，根据班达的理解，知识分子就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1]12-13。 这样来界定的知识分子显然比较理想化，反映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我们都很难在普遍的意义上找到知识阶级具有此种整体特性的证据。从社会的阶级构成来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如此而已。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应该把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当作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品质。 李良玉认为，知识分子的主导性，根源于它所占有的知识的先进性。但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集团都有机会拥有先进知识，也都有可能对新鲜事物采取愚蠢反动的立场，他指出：“如果统治阶级拥有政治理性，接受监督，善用权力，博采智慧，它就能获得必要的政治合法性，凝聚共识，从而造福民众；相反，如果统治阶级迷恋专制，沉湎特权，倒行逆施，它必然奉行独裁，消灭异见，造成社会黑暗”，“如果知识分子尊崇良知，服膺科学，以发现真理为职责，它就能指引未来，教化社会，造福人民；相反，如果知识分子趋炎附势，抱残守缺，投机取巧，那就必然堕落，成为无聊政客、帮闲文人，或者沦为迂腐僵化的一群”[2]。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以上判断是正确的。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应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 所谓“体制外”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体制内”知识分子而言的。没有“体制内”，自然就不会有“体制外”。那么，什么叫“体制内知识分子”呢?李良玉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定义。他指出：“这里所说的体制，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以国家资源直接供养的政治机关。这个体制内的人员，直接享受国家行政系统所给予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待遇、福利和特权。二是统治阶级、集团所建设的实际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它比国家政治机关的范畴要宽泛许多。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是否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只要奉行或者服务于统治集团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宗旨，某种意义上他就属于或者依附于这个体制。上述第一种含义上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直接操纵的政治网络的组成分子，或者，是受统治集团支配的党务机关、国家机关服务人员；第二种含义上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就其大部分人而言，属于政治的观念、思想和某些具体政治主张，和统治集团所宣扬的主流价值相一致。”[2] 在中国，知识分子被区分为体制内力量与体制外力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科举制废除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知识分子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根据李良玉教授的看法，传统时代知识分子的体制内性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其一，“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权贵和富豪家庭，这些家族，本来就是封建王朝的阶级基础”，而科举时代，他们最重要的出路也是被吸收进官僚集团，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二，知识分子赖以依托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是一种政治伦理知识，具有很强的封建时代国家知识的性质。经过系统的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具备与封建皇朝的政治需要完全一致的政治价值观”[2]。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归宿，以及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都和国家政治具有同构性。即使没有被吸收进官僚集团，知识分子所宣扬和传授的儒家知识，也具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 鸦片战争以后长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洗礼、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广泛开展，导致多元文化取向的形成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加上文化产业的发达，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由体制内的力量变成体制外的力量。他们谋生于统治集团外的各个行业，成为新式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的知识属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单一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文化，转变为以近代新学知识为主体的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时代民族文化。这是一种新类型的国民知识体系，……是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文化，是以科学、民主、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为核心指标的文化。也许可以说，在这种新的政治价值、文化观念、知识内容的基础上，进步知识分子所建立起来的学术共同体，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推进器，是社会进步的旗帜，是一切反民主的势力、思想、理论与制度的不可克服的对立物。”[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