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2 18世纪末施莱尔马赫所奠定的“唯对话录”范式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图宾根学派通过重构“未成文学说”而提出的“书写批判”范式之间的争论，对柏拉图哲学的阐释以及西方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种争论在激活了人们“重读柏拉图”的热情并深入研究柏拉图哲学的同时，却使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论的关系变得模糊了。因此，澄清柏拉图哲学阐释范式现代之争的焦点与实质，发掘柏拉图哲学展开的内在逻辑，并由此校正理念论与数论的内在关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柏拉图哲学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一、柏拉图哲学阐释范式现代之争的焦点与实质 18世纪末，施莱尔马赫通过对依据柏拉图对话录来研究其思想的可靠性与可行性的强力辩护，提出了与柏拉图哲学阐释的古典理性传统彻底决裂的浪漫主义释义学传统，即“唯对话录”范式。在施氏看来，柏拉图依据苏格拉底辩证法把“对话”作为表达其哲学见解的最适合形式而使自己成了“哲学艺人(philosophischen Künsterler)”。(施莱尔马赫，第66页)因此，“除了作品，目前我们对柏拉图的伟大与卓越尚无其他方向性证据”，“柏拉图从成年到年迈，写下了如此之多的作品：因此很明显，他必定努力使自己的书面教诲尽可能做到最好，也必定获得了成功。因为如果我们仅仅考虑作品的直接意图就会明白，写作对他及其追随者而言，应该是对于它们已经完全熟悉的(思想)的一种记忆。”(同上，第69、74页)也就是说，柏拉图通过将其思想精髓托付给“对话录”而确立了“对话录”在其思想阐释中的绝对支配地位。 伽达默尔从哲学方法论角度进一步发挥了施氏所开创的这一新传统。在伽达默尔看来，柏拉图以对话形式来阐述其理念论与其所在时代雅典的言语与行为之间的尖锐冲突，尤其是与苏格拉底因反对智者而反被当作智者处死这一事实有关。(参见伽达默尔，第3-5页)对柏拉图而言，“理念”即苏格拉底的“正义”是一种先验的设定，这种设定是为了唤起对真理或灵魂的不懈探究。而苏格拉底对“正义”的“纯思”则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强调的数学的“纯粹性”；而“对数学之纯粹性是什么的适当理解，只有理念论才首先使其成为可能”。(同上，第28页)但是，理念论无法用表达数学见解的方式表达。因此，“‘一’与‘二’的学说不是超越于理念论并且要否定它的一个环节，而是在理念论(它表示了它的实在基础)之后的一个环节。”(伽达默尔，第131页)因为柏拉图“所关心的是存在的意义，是在逻各斯的统一和杂多中揭示它的本然面目。正是这个存在意义的问题导致它走向‘一’和‘二’，走向逻各斯的全体”。“柏拉图把‘一’和‘不定的二’的学说考虑为研究的真正主题，并宣称不能对那个学说作成文论述”，实际上暗示了其未成文学说旨在阐明理念之间“相互联系的组织性，有机性和结构性原则”，从而阐明“理念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基础”。(同上，第133页)但是，将“一”和“不定之二”揭示为“在整个逻各斯中主宰着哲学见解发展的规则”，必须避免对其作“严格的图式化”的理解和表达。(同上，第132页)柏拉图把对“一”与“不定的二”的探讨保留在未成文的“口传”中，正是为了避免他人对其理念的内在规则作图式化理解。这样一来，伽达默尔也就将柏拉图关于“一”和“不定的二”的未成文学说看成柏拉图为人们正确把握其理念论而提供的一种方法论指引，从方法论角度揭示了理念论与数论的统一性。 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通过重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而提出柏拉图哲学阐释的“书写批判”范式的图宾根学派，发起了对施莱尔马赫所奠定的浪漫主义释义学传统的强力反击。这种反击对施式所奠定的“唯对话录”范式的动摇主要体现在：图宾根学派成员将施莱尔马赫开创的“唯对话录”范式视作使“错误的”柏拉图解释得以流行的根源，并转而依据柏拉图对“口传”的推崇以及对“对话”之缺陷的反省，重构了主要依据其未成文学说来诠释柏拉图全部著述的古典理性传统，从而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在其哲学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再次推向了学术前沿。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从此以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已经成为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显要问题和中心问题。”(参见斯勒扎克，第184页) 在图宾根学派看来，只有以未成文学说为基础，并结合对话录，才能从根本上充分、正确地理解柏拉图哲学。(参见先刚)而且，这才符合柏拉图借埃及国王塞乌斯之口所表明的“书写的批判”态度，即写下来的文字只是外在的符号，不能教给人们以智慧，不能回答人们的问题，在人们误解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时，它也无能为力。(参见《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第197-199页)而柏拉图将“口传”确立为表达其思想最恰当形式的根源也在于此。同时，该派成员还借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与“理念论柏拉图”不同的“数论柏拉图”，进一步佐证这一点。正因如此，斯勒扎克指出：“确实再没有一个哲学书写者曾像柏拉图那样，既将书写作为知识传达的工具，又以一种近乎分裂的态度对待之。”(斯勒扎克，前言，第1页)不过，对话形式只是柏拉图在面对书写文字时某种异乎寻常的反思方式，而不是其哲学的表达方式。因此，在斯勒扎克看来，“口传”的未成文学说对于阐释柏拉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柏拉图“仅将现实最终本原之思，以口传的方式托付给已登堂入室之人”。(同上，中译本序，第2页)质言之，柏拉图将理念论的精髓必定保留在了其未成文学说之中。(参见刘小枫、陈少明，第75页) 显然，两种阐释范式都承认柏拉图哲学的展开有一个用数论修正理念论的过程，其争议的焦点在于：诠释柏拉图哲学的文献基础和依据究竟是“对话录”，还是“未成文学说”，并由此确定理念论与数论究竟何者是柏拉图哲学之基础。正如施泰纳所言：“问题不仅在于可否将柏拉图的对话视为哲学，而且还在于如何看待以哲学原理为根据和依靠哲学原理进行反思，以及如何表述。”(刘小枫、陈少明，第68页)如果说前一种范式旨在阐明柏拉图将其哲学的“原初主导观念(Ideen)”(施莱尔马赫，第75页)保留在成文著作之中，从而将理念论确立为数论的基础，那么，后一种范式则旨在阐明柏拉图将其理念论的精髓保留在口头教诲之中，从而将数论确立为理念论的实质和原则。因此，两种范式之争的实质在于：辨明理念论与数论在柏拉图哲学中的地位和关系，即前者将数论视作理念论展开的环节，后者将数论视作理念论向其实质和原则的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