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把历史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在现代遇到的最重要的对手。在他看来，历史主义是现代性思想成熟后的结果，而现代性是政治哲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代社会所出现的诸种危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等)都源自于现代性问题，而它们都与古典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蜕变历程相关。这一蜕变开始于马基雅维利，经由霍布斯、卢梭、尼采等人延续至今。可以说，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评的根基建立在对从现代政治思想到整个现代学科和思想的堕落的批评之上。因而，历史主义就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是现代政治哲学抛弃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政治哲学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政治哲学与历史的决绝：“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①。在他看来，历史只关注个体，如个别的人或团体、个别的功业和个别的文明、从开端到结果的个别“过程”；而政治哲学关心的则是最好政体或正当秩序的哲学问题，它超越了历史和时间。因而施特劳斯尤其反对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说法，明确提出“政治哲学根本不同于政治哲学本身的历史”②。但即便如此，他并不否认政治哲学与历史相关，认为没有对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信念的多样性的了解，就绝不可能提出关于政治哲学本质以及最好或正当的政治秩序的问题。“唯有历史知识才能防止人们将某个时代和某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具体特征误认为政治事务的本质”③。不过，无论历史知识对于政治哲学多么重要，也只是政治哲学的辅助和预备，而非构成元素。所以，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问题首先是由古典政治哲学的危机引起的，历史哲学不过是现代政治哲学取代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工具或面相。 在对现代科学的批评中，施特劳斯把马克斯·韦伯作为他的第一个对手。为此，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④一书中用整整一章来分析韦伯，这乃是作为哲学家的施特劳斯对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所作的全面批评。 韦伯的思想承接了德国历史学派传统，他也以历史学派的门徒自居。然而其对历史主义的态度又显得若即若离。他不认同历史主义的一个原因源自历史主义的不彻底性：历史学派既标榜特殊性与历史性，却又提出了某些超历史的观点。韦伯反对不彻底的历史主义所隐藏的客观性以及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他看来，个别永远是个别，决不能上升为诸如民族精神之类的普遍。除了主观的或历史行动者的意图外，不存在整体历史的主体或“意义”。 科学观念的影响是韦伯反对历史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他看来，科学独立于人的世界观，具有本体论上的确定性，无论古今中外，科学规律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对科学的信心使得韦伯无法回避社会科学的困难：社会科学虽然也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或对问题的解答。而同这些结果和解答相对应的问题却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和视角，即问题的提出全都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隶属于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是相对的。 对此，施特劳斯指出，韦伯从未解释过自己对“价值”的理解，⑤他首要关注的是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韦伯看来，从事实中抽离不出任何价值，理解某种事实上的或可能的评价，这与赞同那种评价完全是两码事。正是事实与价值间的区分，才令社会科学必须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社会科学并不能评判“价值关涉”所构成的对象，至多只能去追溯它们的来源。“是”与“应该”之间的区分，乃是在现实与价值之间划定的一条分割线。韦伯秉持着科学真诚的态度，坚持社会科学的道德中立原则。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不相信‘是’与‘应该’之间的根本的对立，而是他坚信，对于‘应该’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知识”⑥。在施特劳斯看来，韦伯就像尼采一样，他的那些命题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因为“每一种取舍，无论其如何邪恶、卑下或无辜，都会在理性的祭坛上被判决为与任何别的取舍一样合理”⑦。然而在韦伯看来，价值却是游离于理性权能之外的。 针对施特劳斯对韦伯历史主义的分析，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作出了回应和反驳，同时也进一步将韦伯的观点及存在的问题揭示了出来，从而提出了一种介乎历史主义与独断论(dogmatisme)之间的历史哲学。 一 对施特劳斯的回应 阿隆是把德国社会学和韦伯思想介绍到法国的先驱，也是他把新康德主义带到了法国，那时的法国还笼罩在传统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氛围中。阿隆在很多方面与韦伯有亲缘性，⑧所以，面对施特劳斯对韦伯社会科学思想的批评，阿隆对之作出了回应。在《学术与政治》法文版出版之时，他专门写了“前言”为韦伯辩护⑨。但需要注意的是，阿隆的辩护并不是“主义”式的，在他的“辩护”中，可以同时看到他不断地尝试克服韦伯历史主义的局限。尽管阿隆也看到了韦伯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倾向，但他认为施特劳斯对韦伯的批评并不尽如人意。通过评价施特劳斯对韦伯所提出的几点批评，阿隆试图重新使历史研究——或者说历史哲学——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