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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史上，许多学者阐释了《存在与时间》的碎片化和“失败”，海德格尔本人对此也提出了三种阐释。《存在与时间》因出版条件导致了偶然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后来又作为存在历史的一部分而被提出。在思想(或未思)与偶然的经验意义上或存在者意义上生存着的“作者”之间，存在着“间隙”，关于这个“间隙”的研究表明：在海德格尔的哲学生涯中，他对《存在与时间》的重要性做出的最好阐释蕴含着一种关于“生活与著作”之间关系的理解，其中包含对生活经历的批判性理解和反思在内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同于海德格尔本人所坚持的更接近于解释学视角和阐释策略的理解。
lderlin)的诗，重新引导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6]海德格尔并没有将这种失败与他个人的失败等同起来。这种失败在解释学或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的背景下总是一种失败。思(denken)在转向“时间与存在”时无力继续下去，并且无法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海德格尔的这些评论也就是吉尼翁所说的“失败”的根源。[7] 海德格尔本人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提到：由于存在不能从包括此在在内的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不恰当地强调存在者(Seiende)与存有(Seyn)的存在论差异(Differenz)，导致了他早期方案的失败。在《黑色笔记本》以及其他30年代中后期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坚持存在对于所有存在者的优越性。在海德格尔这段时期对存在的卓越阐释中，《存在与时间》并没有思考存在，因为它将存在处理为一种存在者与存在的“混合”(Vermischung)，而不是像在1929年的论文《论根据的本质》里将这种区别看作来自于无，或者借助本有——就像他在《哲学论稿》中所做的那样。[8] 舒尔曼(Reiner Schürmann)评论道：“在《存在与时间》失败的地方，《哲学论稿》成功了。”[9]这是因为，《哲学论稿》立足于一种启发性的时间性，并且从断裂的、不一致的局面出发，这使得《哲学论稿》得以避免萦绕于《存在与时间》中的“先验主观主义”。舒尔曼的评论呼应了海德格尔本人就这一点的断言：既然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延续或回归《存在与时间》就已经没有必要了。舒尔曼和海德格尔把对主体性及其时间性的背离等同于对差异性的思考。在《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的结论是：惟有通过存在与包括此在在内的存在者的差异，存在的问题才能解决；通过对存在的统一性的玄奥缥缈的反思(Wiederschein)无法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他的早期思想被这种反思困住了。[10]《存在与时间》从存在者的立场而非存在的差异的立场出发来解释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存在被错误地对象化或物化，这导致了《存在与时间》方案的失败。[11] 根据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这种“存在论差异”本身被证明是过度的限制。它限制了对存在的思考，不涉及任何存在者，甚至不涉及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在1969年的莱托研讨会上，海德格尔再次提出了这个观念：在1927至1936年间，对存在论差异的依赖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必然的死胡同(Holzweg)。[12]此处，把存在的优先性置于本体论差异的语境之前被视为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局限。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及在莱托研讨会上所论述的：从存在的概念出发，本有是不可思的，并且伴随着存在的消失，存在论差异也消失了(verschwindet)。② 在《存在与时间》面世后的几年中，海德格尔迅速地尝试并且放弃了几种新的哲学方案，例如“存在的绝对科学”、“后存在论”以及“自由形而上学”。[13]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的十年内，海德格尔多次提到这本书的失败以及克服它的必要。但是海德格尔没有止步于叙述这种失败，在这一时期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