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4)06-0003-09 一、还原18世纪的真面貌 人们总是把法国的18世纪简单地看成是“理性的时代”，并把理性的胜利定为普遍“进步”的标志。但西方的启蒙运动演变过程，其实是包含多元异质性内容和充满争论的极端复杂的时代，它是由多种力量冲突的紧张关系相互拉扯所推动的曲折过程，隐含着多向度发展的潜在可能性。理性主义的胜利无非是当时多种相互对比的力量的紧张斗争的一个结果，也是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权力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性结局；启蒙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各种思潮及其社会支持力量，并没有因理性主义的胜利而归于单一化，它们经历了一段较量之后，实际上逐步地转化为潜伏的多种无形力量，从启蒙到现代性危机的延续过程中，始终以多种变化的形式和策略，同理性主义发生反复的较量，致使现代社会及其思想发展，展现出蜿蜒曲折而多彩多姿的壮丽动人的景象。 另一方面，要恰当分析18世纪的真实面目，还不能仅仅局限于18世纪的框架内，更不能以当代高度专业分工的眼光来看待当时多学科穿插研究的活泼灵活景象，而是要打破18世纪的界限，向前向后延伸到一定时期，将被考察的18世纪，放在上下更长时间的历史维度中加以分析；同时又要突破学科界限，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穿越性、交换性及互补性角度来解读当时各个学科及其与实际社会改革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把研究的视线至少向17世纪和19世纪两个方向延展，使18世纪被置于前后移动的历史生命流程中。法国历史学家路西安·贝利在其著作《近代法国：1498-1789》中指出：近代法国从时间维度而言，必须在1498至1798年间来回观察，才能获得较为完整的景象设计，并由此较为准确地观察到历史的真相；[1](P23)同时又在学科交叉及相互超越的景观中考察近代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神学等领域在18世纪的变革及其倾向。在这方面，17世纪发展起来的巴洛克文体，它所展示的情感洋溢、文体多彩多姿、想象力丰富、语言多变华丽等特点，不只是表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而是18世纪思想界所发生的多元化、多极化及多样性景象以及18世纪至19世纪浪漫主义的历史基础。[2](P1-7)、[3](P232)、[4](P69-83) 18世纪的法国，从一开始，就反射出人类精神的雄厚批判力量的曙光，预示了这个世纪内极端复杂的思想运动过程；以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和丰特内尔(Fontenelle，1657-1757)为代表的批判反思精神，从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王朝的危机时代中脱颖而出，标志着一个充满革新、冒险、创造、危机和希望的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正如保尔·阿扎德(Paul Hazard，1878-1944)在他的《欧洲思想的危机》中所指出的：“从1680年起就显现出理性主义的进步，旧有的世界观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坟墓”；[5](P20-35)另一方面，也正如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所说：“我看到人们正在以笛卡尔哲学的名义，准备着反对教会的伟大战斗……每个人都以自由的名义说，‘我同意这样，而不同意那样’，他们以此为理由，接受或否定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一切。他们个个以自由判断为借口，毫不考虑传统的规定，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想法做出推论”。[6](P32-33)波舒哀虽然深受詹森主义①的影响并在政治上有保守倾向，但他为18世纪的享乐主义充当先驱，大胆宣告泛享乐主义(Pan-Hedonism)的信条：“神创造了我们的快乐；神所享受的也将使世人快乐满足”。[7](P42)其实，波舒哀的自然享乐主义，只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兴起于法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回响，也是教会势力受到冲击的结果，同时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追求奢华舒适的新市民生活方式的表现。严格地说，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法国，已经具备了全面重估旧价值和重新创造多元新观念的思想条件；这是18世纪初法国思想界面临百花齐放前夜的信号。 作为法国18世纪思想启蒙的先驱，培尔和丰特内尔所思考的焦点，就是宗教与理性、自然与人性以及自由与约束的关系。丰特内尔在《关于世界的多元性的对话录》中说：“我始终认为自然，就好像剧场那样是一场浩瀚巨大的舞台。从你所在的剧场座位，你永远看不到真正的剧场全貌”。[8](P1-5)正是他们，把17世纪早已被思想界质疑的旧世界观念及其哲学基础，沿着笛卡尔、伽桑迪、马利勃朗斯和帕斯卡等人的思路，延展到18世纪。 与18世纪思想争论相对应的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恰恰是当时自然科学界最兴盛的博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视野来看，新出现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博物学，实际上是打破旧有的人性、动物性和植物性观念的最强大的科学力量，为18世纪多种人性论争执奠定基础。萨德(Donatien Alphonse
de Sade，1740-1814)等人在18世纪下半叶所提出的自然人性论，直接与布丰和林耐等人所总结的动物性(l’animalité)的崭新观念相联系，因为在布丰看来，人性与动物性并无质的区别。林耐的《自然体系》[9]和布丰的《自然史》[10]都从哲学方法论基础全面反对笛卡尔提出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必须积累所有资料、事实和对象，进行比较，加以研究，从它们的关系中获得认识”。[10]帕斯卡早在17世纪中叶所提出的心灵感受性、直观性、激情、品味、个别性、偶然性、机遇性、转瞬即逝性以及“几何精神”(l’Esprit géométrique)和“微妙精神”(l’esprit de finesse)等观念，更细腻地把自然科学的自然方法论应用于对人的探索，也不知不觉地延伸到18世纪，在18世纪文学艺术的巴洛克风格中流露出来，也在萨德的自然观和人性论中体现出来。 二、从卢梭到萨德的自然主义幸福观 什么是幸福?这是18世纪思想自由解放气氛中的讨论焦点，因为当时的社会正在迅速地从教会统治转化成为市民社会，人们逐渐摆脱神权而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个人的真正幸福。一般地说，所谓幸福，就是感到自我满足的令人愉快的一种精神状态，但对于幸福的性质及其根源，则可以从心理学、生物学、宗教和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只有在个人解放、实现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中，才有可能开放地探索幸福的真正含义，并对幸福的多种观点开展自由的讨论。而且，对幸福的追求及其实施，并非单纯局限于理论探讨的层面，而是直接联系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当然也涉及个人生活及其各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