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4)06-0042-06 一、从“矛盾”角度切入的价值 巴金在他很多散文和小说序跋中都强调他的一个突出状况，即他的“矛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如他提出：“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1]第17卷，19在这些文章中，巴金还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他矛盾状态下剧烈挣扎的思想情绪活动，使我们得以窥见他所谓“爱与憎”、“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情感”等冲突的个人化内涵。不过作为当事人，巴金又未能站在更高的支点上审视其矛盾。这特别是指，他的矛盾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有着本质联系，而这一信仰又是他观察和评价世界的基本视野，这构成了巴金评述自我矛盾的基本限度。在他的矛盾与创作关系问题上，这一限度也同样存在。巴金主要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描述了这一关系，而无论是矛盾对他小说艺术的影响，还是矛盾与他创作总体风貌、发展趋向的联系，他都未展开真正的对象化分析。进一步说，迄今学界也较少集中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巴金研究上的一个缺憾。因为巴金的矛盾并非一般性质的思想矛盾，而是关系到他生存根基的严重精神事件。可以说，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的一个核心课题。因此从巴金的矛盾切入，是我们认识其创作最深刻独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以巴金早期的创作为例。学界一般认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征，就是激情宣泄，不注重形式锤炼。若从我们的角度看，则这一论断还可作些辨析和补充。尽管巴金一再表示他无暇顾及形式锤炼和技巧选择，是由剧烈的情感驱迫所致，但这一症候也与他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蕴含其中并发生变异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这里需明确的是，虽然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激烈地反宗教，但其道义激情、拯救情怀和殉道冲动等，又保留了大量宗教因子。对巴金影响最大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断言：“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创造。”[2]144他特别强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人大多认为政府是西欧形式理性和法制观念的产物，与宗教启示是不能兼容的。可见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在俄罗斯异常兴盛，本身就与宗教密切相关。而且由于缺乏“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2]23，俄罗斯宗教并没有像近现代西欧那样，遭到一浪高过一浪的世俗化和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一特殊背景体现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思想上，就是尽管其观念基础是人道主义，却与西欧“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有深刻差异。后者肯定人们对物欲、情欲的合理追求，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却对个人富裕、国家强盛等世俗的“伟大和光荣”不屑一顾。他们的人道主义主要体现为对苦难的高度敏感和剧烈反应，对某种终极和谐社会的热切追求。鉴于这种人道主义有一系列极端化特征，别尔嘉耶夫称其为“极性人道主义”。巴金也发表了大量反宗教言论，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与蕴含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内部的宗教因子的联系。他在《火》里就塑造了一个基督徒田惠世的形象，明言“想借他来说明真正的基督徒宣传的人道主义教义”[1]第7卷，620。田惠世反对“拿审判和永久受罪去吓人”，坚信基督教的精髓就是“爱”，可见巴金是力求辨析并维护“基督徒的人道主义”的。此外，巴金还常常把那些为消除人间苦难而献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比作耶稣，并引王尔德的话提出，克鲁鲍特金“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精神的人”[1]第17卷，312，这表明他实际上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与基督教的联系，并把耶稣看作是殉道精神的最高象征。 无政府主义的殉道激情延伸到文学思想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把追求文坛地位乃至艺术成就，也视为创作上的迷误和罪过。虽然这一立场并未在文艺学上得到系统的理论表达，却是创作实践上的巨大存在。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等带一定文艺性的体裁中有鲜明的体现，还广泛渗透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中。别尔嘉耶夫曾就此指出，“在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那里……都可以发现特有的无政府主义因素”[2]144，这些因素突出体现在：“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和痛苦。”[2]143从这一角度看，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与西方近代美学思想是有一定差异的。西方近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宗旨，正是摆脱文艺对宗教的依附，转而在自律性原则的基础上，从形式和内在规律等角度确立自身的独立价值，因而特别强调超功利的形式观照，也即将“创造力的过剩”视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条件，而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则在创作动力和目标上保留了更多的宗教精神。当然，这种差异是相对的。一方面19世纪俄罗斯文艺家大多受到了西方近代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他们对艺术思维的特性、现实主义艺术规律等都展开了深入地探讨；另一方面西欧近现代文艺家大多也受宗教的潜在影响。以上比较只是想强调，由于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在19世纪骤然放出耀眼光芒的俄罗斯文学，的确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2]24，这可以说是其最具民族特性的侧面，而巴金通过无政府主义这一中介，恰好深受这一侧面的感染。他自称“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而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实质意义上看，给予他最大影响的当首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他曾表示，相比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西欧经典作家，“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因为他们“并非纯粹的作家”[1]第12卷，442。这里列举的基本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而巴金与他们的契合点，首先和主要的，并非纯文学性，而是对苦难的尖锐体验、强烈的拯救冲动和忏悔贵族的原罪意识等。 在无政府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巴金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文艺价值观。他认为只要世界还存在贫困和不公，文艺创作就应该专注于给受苦人申冤，而不应追求艺术的“精致与华美”[1]第12卷，245。因此反对过多关注形式和技巧，也是巴金带有很强自觉性的创作思想。而且从以上分析看，在世界近现代文艺思潮中，他真正倾向于接受的，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事实上，当他从文艺学角度论述自己的创作时，采用的基本概念是“典型”、“真实”等。与受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不同，他激情宣泄的根本动力不是自我意识的张扬，而是对生命苦难的尖锐反应。这种反应本就有极端化倾向，因而显示出强烈的激情特征，但与浪漫主义文学里的激情在内容和性质上又并不相同。纵观巴金的创作还可看到，当身处于自我矛盾的中心时，他创作的自我表现性特征也最突出，而当与自我矛盾的中心拉开一定审美距离时，他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也逐渐强化。这是他创作变动的一条线索，而要从巴金的矛盾与创作关系的角度描述这种变动，首先要认识他矛盾的根源与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