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1-0149-10 一、天时与人为：现代散文的开启者 从文学历史的本然看，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无疑是诸多关联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再从文体演进的时间维度上观照，这是一个相关的要素在特殊的场域中累积，由量变而为质变的历史过程。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其中个别的特殊的要素所具有的意义，而是相反。个别的特殊的要素，只有置于具体的史程中，在一个方位明确的坐标中，才能更为清晰地显示它的重要价值。中国散文在“五四”时期，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以此作为一个特殊的端点，我们往溯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进程，回放其中具有史性的人物和事件，相关的场景或影像触目而来。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梁启超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主角之一。 梁启超之有为于中国散文的现代发生，首先是因为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可能性。所谓时势造英雄，于文学也是这样。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如他所说的是一个“过渡时代”：“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寸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而耍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①晚清之际，中国社会亦旧亦新，亦中亦外，酝酿着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除旧维新，革故开远，是一种“不容疑义”的“事势”。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思想和实践事功彰显，得之于他能顺势而为。其次也与其个人才情志趣有关。梁启超是文化史上一个卓尔不凡的“圆形人物”，他在很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创构，其于文学诸体多有关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晚清影响很大的小说文论，他看到了小说对于现代政治建构的想象，并且不仅言说其理，还亲炙其事，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但连梁启超自己也明白他不具有能够写作得体的小说，认为《新中国未来记》是“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②在诗歌方面梁启超张起“诗界革命”的大旗，对此作有具体的设计：“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③并且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但知与行并不能协和，梁启超力不从心，于诗终不能成大气候，他有诗情，但是没有大的诗才，正如他说的“余素不能诗”。 与小说、诗歌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散文这里知与行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实践。他的身体力行使蜕变艰难的散文在“过渡时代”获得了变异开新的重大演进，为现代文学的生成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可以说梁启超对新文学所作出的特别贡献，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在散文方面的历史性作为。一些新文学家确认了这一点。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就指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④这里钱玄同列举了梁启超种种“识力过人”之处，但首先标举的是梁启超“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是“现代文学之革新”的重要例证。郑振铎也支持这样的评价，并且更强调了梁启超散文对于现代文体改革的“先导”意义：“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奄奄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⑤汉语的散文文体命名，体现着命名者对于散文体性的认知。这就是其在形态上是散漫的，在精神上是随心的。但这种体性的呈现或得之于文学史的真实经验，更表示着文人对理想散文的一种想象。在中国文学史的结构中，诗文是文体的正宗，因此散文也被赋予更多的“载道”功能，而且这种“载道”往往体现着体制的种种规定性，这样散文就难以真正地达成其“散”了，尤其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固化为某种“套式与格调”。梁启超基于“文界革命”思想而实验的散文，以“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等的新因素，实现了对传统散文的破体，成为开创“肆笔自如，畅所欲言”体现主体精神自由的现代散文的重要先行者。 二、散文观演进中的“文界革命”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是其有为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主要关键词，这是一个包含了散文变革开新思想和有效实践的复合词。我们先从相关的散文认知表达的梳理中，看取“文界革命”的思想价值。散文虽然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但古代对它的系统研究很少。检索一些文论，可见有的言说虽为感悟片言，但内在的要义是值得重视的。其中在明代就有李贽和袁宏道之说颇得散文真意。李贽“童心说”强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倘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⑥李贽的“真心”、“真人”，以“真”给出文体的精神本质。而散文得“真”，需要作者“独抒性灵”，显示“真我”。在这一点上袁宏道与李贽观点是相通的。他以为好的散文“大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小修诗叙》，《锦帆集》卷二)“独抒性灵”和“自己胸臆”指归于为文的有感而发和自出胸臆、自我写真，而“不拘格套”则意指与写真的内容相应的灵活自然的表达形式。行运至晚清，散文家王韬的表述与李贽、袁宏道的相近，他在自己的重要文集的自序中给出了“佳文”的要素：“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⑦但王韬等所说的只是散文写作的一种可能，而实际上却往往难以实现。这是因为散文的写作需要受制于一些文统规约，在清代特别是桐城派散文所奉守的“义法”。因此散文要存真显诚，表达出作者完全的个性，就必须破除固有的规约。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晚清散文家冯桂芬言论的勇气和识见：“独不信义法之说”，“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⑧我们以后来梁启超的“自评文”对照以上的论说，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系点。“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⑨“不喜桐城派古文”，表示了梁启超对“义法”的拒绝；拒绝“义法”需另辟蹊径，走向“自解放”；“纵笔所至不检束”则与“不拘格套”、“称心而言”等相通。由此可见，梁启超也承继了前代散文中有益的思想资源，表示了梁启超对散文文体的精神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但是此前的散文理论没有充分地给出达成“独抒性灵”、“称心而言”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方式，梁启超的意义正体现为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寻得散文“自解放”的道路，并走出了一片开阔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