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1-0006-07 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鲁迅先生的影响无疑是最为巨大的。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鲁迅的肯定与推崇：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毛泽东连用七个“最”字，极其强烈地反映了他对鲁迅的看法，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人们一直沿袭着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并以此作为衡量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杆。 然而，在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些人对鲁迅的态度与评价似乎有些怀疑与动摇起来。这并不仅仅在于，鲁迅在从事他的文学活动时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设立而他并无获此殊荣，而且还在于，莫言与鲁迅的文学观念不尽相同，甚至还有截然相反的地方。这不能不令人心生疑虑：到底是应该沿着莫言的文学路子走下去，还是应该继续坚持鲁迅的方向?他们两人的文学观念谁更符合文学的实际? 这确实是文学研究者在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澄清人们在文学观念上的认识误区，而且也有利于未来当代文学的更好发展。 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经这样明确地表示过他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② 在这里，鲁迅的文学观念很显然是工具论的。他在意的并不是小说自身，而是在于小说可以改造国民性，可以启蒙大众，可以唤醒民众。一句话，这仍然是中国传统文以载道观念的翻版，区别只在于，在古代，文以载道主要是通过诗、文，而到鲁迅这里，小说也可以承载起教化的功能。鲁迅先生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念，萌生于20世纪初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时期。在一次偶然的教学幻灯片中，他看到一群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面对被砍头的同胞时只是围着看热闹，深受刺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觉得：“第一要者，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③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以文学为武器改造愚弱的国民的魂灵。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祝福》、《风波》、《肥皂》、《白光》等作品，大多践行着他的文学启蒙主张，积极参与到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变革之中。 而莫言的文学观念却是与鲁迅的上述观点恰恰相反，甚至是有意针锋相对。 2001年，他在苏州大学所作《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与“启蒙”、“改造国民性”相反的文学主张，即“作为老百姓”写作： ……为老百姓写作，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这是有漫长的传统的。从鲁迅他们开始，虽然也是写的乡土，但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④ 循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思路，莫言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毫无功利的创作：“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脚步走。”⑤他举我国伟大的二胡演奏家阿炳的例子。作为穷困潦倒、双目失明的瞎子，阿炳没有把自己当成贵人，甚至不敢把自己当成一个好的百姓，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心态，这样心态下的创作，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在莫言看来，《二泉映月》中那种悲凉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是触及了他心中最疼痛的地方的。 在以往研究者通常的认知与观察中，“启蒙”与“作为老百姓写作”是鲁迅和莫言俩人最为醒目的文学印记，是俩人文学观念的核心；而且，其距离还是那样的南辕北辙! 不过，如果细细分析他们俩人的文学观念，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他们的文学追求，并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却又能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文学观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是并不矛盾的。在这里，既涉及鲁迅文学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问题，也关联到莫言对鲁迅文学传统的个人化理解与深入把握。 先说鲁迅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由于“极左”路线时期对鲁迅长期的美化与神化，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之中，鲁迅就是一个战斗者的形象，他的文学观念无疑是革命的、启蒙的，是为人生的。然而，通读《鲁迅全集》后你会发现，其实鲁迅的文学观念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的。⑥ 在各个不同时期，鲁迅的文学观念就有不同的内容。20世纪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是鲁迅“启蒙”文学观念形成的起点。他曾这样自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⑦这种热情，促使他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等一批被压迫被迫害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到“五四”时期，他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出了《呐喊》、《彷徨》中的二十余篇小说，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旗手地位。由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长期收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在“五四”时期，又是鲁迅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理想最为淋漓尽致地实践的时候，因而，人们便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鲁迅的小说是启蒙的，是改造国民性的。191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⑧“引路的先觉”，正是鲁迅对现代作家的要求，以及他对自己的期许。其后，鲁迅对这种启蒙文学观念的表达似乎并未中断，而是时时提起。例如，1933年，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