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读”的起点：由“人”出发还是由“事”出发? 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①1948年10月13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马上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和韩北生的《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观点相互对立的文章。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又用了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而东的《读〈邪不压正〉》、乔雨舟的《我也来插几句——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正〉》一组文章展开讨论，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编者的文章《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这篇文章指出，围绕《邪不压正》这篇小说“论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因而也牵涉到对农村阶级关系、对农村党的领导、对几年来党的农村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实施……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分歧”。 具体来看这场讨论，可能涉及的问题并不止于“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党自强认为《邪不压正》“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因此，纸上的软英是脱离现实的软英，纸上的封建地主是脱离现实的封建地主，于是看了这篇小说就好像看了一篇《今古奇观》差不多，对读者的教育意义不够大”。批评的焦点固然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也隐含着将《邪不压正》理解为与《小二黑结婚》有着某种类似的、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及其波折”的小说。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他认为赵树理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较大的失误：“小宝应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有骨气的。软英应是由希望、斗争、动摇、犹豫以致坚定。坚定的思想应该必须是在党的直接或间接教育培养下产生出来的。”②不过，另一位评论者耿西“不同意党自强同志那种结论。那个结论好像是从几个固定的框子里推断出来的，并没有切合实际的分析”，而且他与党自强的分歧还在于“赵树理这个作品不是写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在写我们党的土改政策。特别是在写一个支部在土改中怎样把党对中农的政策执行错了，而又把它改正过来。这篇小说便是在这种波动中发生在一个农家的故事。这正是我们在土改运动的某个侧面和缩影。因此，这个作品只能拿我们党在土改中的政策去衡量。离开了这个标准，我以为很难涉及这篇小说的本质。”③ 赵树理应该同意耿西对《邪不压正》的判断，他在回应这场讨论的《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中特别强调：“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身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的比较突出一点”，与这种构想有关，“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他俩的恋爱关系不过是条结构上的“绳子”而已，“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由此一来，《邪不压正》中的人物“刘锡元父子、聚财、二姨、锡恩、小四、安发、老拐、小昌、小旦等人，或详或略，我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这样才能“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④ 如果着眼于“事”，《邪不压正》的重点不在“恋爱”，而在“土改”，这点恐怕相当清楚；然而着眼于“人”，《邪不压正》究竟塑造出了怎样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聚财还是软英?就不太明白了。与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还有一篇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这篇评论同样具有总结这场讨论的性质：“这篇小说的主题，既非软英和小宝的恋爱故事(党自强说)，也非党的中农政策问题(耿西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既非软英和小宝(党自强说)，也非元孩和聚财(耿西说)，而是软英和聚财。”很显然，竹可羽试图整合两种互相冲突的说法，同时也指出赵树理的这篇小说“问题就在于作者把正面的主要的人物，把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忽略了”，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就在于赵树理没有塑造好“软英”这个“主要正面人物”：“作者把软英写成一个等待着问题解决的消极人物，作者没有把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指出合理的争取或斗争过程。因此，这个问题这个人物，没有给予我们读者以应有的教育意义。”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竹可羽对赵树理的批评，并非完全着眼于“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读了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苏俄文学的果戈理《死魂灵》和高尔基《母亲》塑造“典型人物”为创作典范，认为“人物创造”，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因此，假使这可以算是作者创作思想上不够的地方，那末，这个弱点正好在《邪不压正》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在《关于〈邪不压正〉》上作了这个弱点的一种说明”。进而告诫赵树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因素”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人，永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永远是一个故事、事件、或问题的主题。所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在善于描写人。但，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似乎还没有普遍被重视起来……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似乎也还没有这样自觉地重视这个问题”。⑥ 确实，赵树理的创作并不以“人”为中心，也很难说他塑造出了什么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就像赵树理自己所说的那样，“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写作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⑦这种似乎比较被动的创作方法，正是被竹可羽视为对“人物创造”还处于“一种自在状态”的表现。采访并翻译过赵树理三部书的杰克·贝尔登同样对他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表示失望：“……人物往往只有个名字，只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典型，什么个性也没表现出来，没有一个作为有思想的人来充分展开的人物。”⑧无论是认为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够“典型”(如竹可羽)，还是缺乏“个性”(贝尔登)，都意味着赵树理小说不以“人”为重点和中心的写法，和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有较大的分野，也使得深受“现代小说”阅读趣味影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难以理解赵树理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