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探究鲁迅思想时，如果离开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本质认识，就不能更好地解读他的小说；而如果不把他的小说首先作为乡土小说来读解，我们就不能理解鲁迅对乡土中国的深切认识。鲁迅乡土小说的意义是多重的，仅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而言，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模式，是“五四”乡土小说及其后的重要乡土小说作家和流派的被模仿式；鲁迅开掘的现代乡土小说母题是可不断播撒拓展但难以超越的母题。 鲁迅之所以用“乡土”作为“载体”，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个现代智识者充满着矛盾的思想与情感在特定文学形态上的反映。鲁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者，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在直面乡土中国时，他的现代理性精神与关涉传统的文化感情始终处在难以弥合的紧张之中。一方面，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他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审视他笔下的芸芸众生，用冷峻尖刻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从而剥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那种哀怜同情农民的大慈大悲的儒者之心又以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之中，其“深刻的眷恋”在表现出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精神时，又制约着对封建王权和奴性教育的统治思想更有力的批判。鲁迅对封建文化思想最猛烈的批判，根植于中西文化对照下的价值取向；对被损害者(亦即鲁迅“童年记忆”中的“乡土人”)倾注的怀旧式的同情，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根由所在，也与中国农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暗通关系。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时能够成为有机的整体(也就是人们所一直强调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主题内涵)，但更多的是两者冲突下形成的悖论。这使鲁迅的乡土小说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虽然不完全排斥情感内容但更具有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其二是以《故乡》、《祝福》为代表的虽然不缺乏理性的烛光但更显消极被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 鲁迅是站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土小说都渗透着对“乡土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和批判态度。他笔下的“乡土人”，虽然大都出自“鲁镇”、“未庄”等乡野村镇，但其精神特征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其普遍性的获得，根源于鲁迅独有的文化气质与思想视域。李长之认为：“鲁迅不宜于写都市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练，老辣，简峭，都似乎更宜于写农村。写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①李长之强调鲁迅的个性气质与其乡土小说创作之间的适宜性，并特别指出鲁迅与其笔下的“乡土人”在文化性格上的级差与悖反所带来的审美冲击力。李长之将鲁迅置于“农民”之上，使其居于“俯视”的位置。与之不同，周立波突出鲁迅的启蒙批判立场，他说：“鲁迅是直觉地感到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性，带着浓厚的农民色彩，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农民气质，是他不可分离的部分。”②不论是李长之还是周立波，他们各自都看到了鲁迅极为重要的一面。正是切近鲁迅自身文化气质的启蒙诉求，使他的文化批判闪烁出具有穿透力的理性光芒。《阿Q正传》能够成为千古绝唱，正是鲁迅理性之光闪射得最清晰之时。他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冷峻地剖析一个中国人生命冲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根源，从而从哲学的意义上来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做出全方位的价值判断。那种尖刻犀利的反讽，撕开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最深层的幕纱，成为窥探几千年中国人心理的窗口。它不仅是鲁迅的具有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本世纪最有思想深度的小说。 以《故乡》、《祝福》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虽然也有鲁迅无处不在的理性之光的烛照，但它们更其突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批判意识的复杂的文化情感。像《故乡》这样的乡土小说，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乡土小说，它更多的是流露出对闰土式农民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同情，它是在两个人物——闰土和杨二嫂的对比下(即农和商的比照下)完成对“地之子”哀怜的母题的。显然，那种传统的“重义轻利”的农业社会观念是制约知识分子审视社会的障碍，对“豆腐西施”杨二嫂的鄙视恰恰表现了作者对土地(这个“土地”是一个大的哲学文化范畴)的深刻眷恋。因此，与《阿Q正传》相比，《故乡》留下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共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烛照，它的普泛意义并没有超越古典文人的“意境”追求。《祝福》也是在这一视域下描写人物的，它通过祥林嫂的一生遭际来完成对社会的抨击，但它的主题视阈仍未脱离那种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精神眼光。当然，这并非是说，这些作品就没有对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祝福》，它是间接地对封建文化的四大绳索提出了更深的思考，但是比起《阿Q正传》来，这些作品则不能进行划时代的超越，直接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化批判。《社戏》同样流露出深深的“乡恋”情感和怀乡意识，虽然这种美好的情感已被现实生活的黑暗所粉碎，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作家试图在自己心灵中所留下的那块情感的“净土”，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秩序，那种纯朴平和温馨的人际关系几近成为鲁迅的“童话世界”，这种美化带有充分的童贞浪漫色彩，虽为理想，但多少体现出鲁迅在“乡恋”之情中所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不由自主的流连。然而，正是由于情感与理性冲突所造成的悖论，使《故乡》、《社戏》一类的小说未能达到《阿Q正传》的思想力度，其批判锋芒之削弱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乡土小说作家之所以不能与鲁迅同日而语，也正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只能囿于《故乡》、《祝福》式的内涵表现，而达不到《阿Q正传》那样的思想力度。然而，决不能简单贬抑这种情感。如此复杂的文化情感，显然不止是鲁迅一个人的，而是他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所举起的反封建大旗是指导新文学运动奋勇向前的一个目标和宗旨，它无疑拉开了中国新文化的序幕，开创了新的纪元，但倘若看不到这种每个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每个中国人所存在着的隐性文化情感，也就不能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每个人都能在两种文化情感的包围中挣脱出来，遴选出最优的文化情感规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蹴而就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