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4)04-0050-06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与晚清的翻译一起构成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组织、范围，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五四时期都可以看作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但前承了佛经翻译的严肃庄重、科技翻译的丰富多样，而且后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四次西学引进的高潮，为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举足轻重，关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不能不谈到现代性的问题。 一、区分三种现代性 现代性是指“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特点”，就起源而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层面的范例，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范例，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和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基础，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为代表的学院性科技提供了理性思维和工具动力”(张法，2002：4～5)。我们将此称为启蒙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 审美现代性则恰恰相反，它以非理性为核心。工业革命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科技进步、商业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都市化特征，人类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与精神生活的匮乏、危机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主义的长足发展，使得人也成为技术和工业支配的对象。物极必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对人的过度钳制导致了非理性倾向的出现。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根源。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是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消极反抗、批判和否定，审美现代性中浸透着焦虑、感伤、无奈等情绪。卡列尼斯库从文学艺术现象总结出现代性的五个方面，即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派、媚俗风、后现代主义(张法，2002：6)。 翻译现代性是在翻译中表现出的现代性，包括翻译职业自身以及翻译对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传达，涉及对现代性的理解、介绍、传播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影响。王德威在论述晚清小说翻译时，对晚清翻译的现代性从叙事模式、文体特质、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文明小史》、《新中国未来记》和《新石头记》为典型例证，认为人们滥用、挪用翻译使其在晚清成为一种“文明”的现代职业；译介了一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方法；套用西方科幻小说的模式进行中国历险奇想，并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新知识改造(王德威，1998：103)。到了五四时期，科幻小说等被当作娱乐闲书遭到漠视，翻译成为一种严肃的工作，直译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滥用、滥译的现象减少了，但是在翻译中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选择、接受、挪用、转化却是不可避免的。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宏观体现 从宏观上讲，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以及人为的翻译现代化趋向上。 首先，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肇始于晚清但盛行于五四。维新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就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技术，不启发民众促其觉醒，很难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的新道德。因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但被文学界视为“小道”的小说便进入了改革家的视线。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后，又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开导民智，变革社会。梁启超的论述为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革新传统的小说观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新小说的倡导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中国文人和民众自觉自愿地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起到了良好作用。新文化倡导者们虽然和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他们和近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将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的希望寄托在文学上，“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刘纳，1987：29)。文学和文学翻译在晚清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有所改变，新文化倡导者们反对“文以载道”，并不是要戒除文学及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而是反对“道”的具体内容，即儒家所言之道。因而他们倡导的新文学同样是“载道”的文学，只不过“道”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新文学所载之道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鲁迅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因时讲：“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1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鲁迅，1982：512)。陈独秀则援引西洋文学家的例子，认为西洋的大文豪和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陈独秀，1993：159)。因而，从新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点而言，新文化人、新文学家及文学翻译家与晚清维新改良派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文学翻译仍然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新文学家们提出“人的文学”、“大众文学”，使新文学更行之有效地向大众宣传启蒙思想，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对文学自身的“启蒙”。五四时期正因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的互动，才建构起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王嘉良，2004：96)。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知识的宣传，对旧伦理道德的反对，对“人”的发现无不是通过“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实现的。 其次，通过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译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进行启蒙，使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成长和发展的。五四时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多兼为作家，这使得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式变得错综复杂。由于引进外来文学的急迫性，五四时期译者所熟悉语种的集中性以及受整体翻译倾向的影响，五四时期对外来文学的输入方式除了直接翻译之外，还大量存在转译(当时称作重译)现象。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新的文学类别，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学类别，丰富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总体看来，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