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继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冠以“大革命”称谓的是中国的国民大革命，这的确是一场由国共合作，广泛动员各级民众参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然而，随着1927年上海及武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对这场革命的评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从国民党方面来说，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党及其查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避免了中国革命沦为苏俄的附庸以及无序的工农专制暴力运动，这是国民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是对革命的维护；就共产党人来说，四·一二政变及其后武汉事件是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使中国革命背离了由苏联引领的世界革命潮流，这是对革命的公然背叛，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直至今日，这种巨大的分歧和各自针锋相对的判定依然主导着各界对国民大革命的阐释。

       1927年以后国共双方都继续高举着革命的大纛，把自己视为革命的唯一代理人，而斥责对方为“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看似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和第三种的可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但“革命”和“反革命”又是如此交错混乱且不断相互转变，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截然不同，又同为一体，一体两面。然而，这种“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在我们谈论“革命文学”时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面，并由此来理解和阐述革命文学。例如我们常常把1928年视为革命文学的开端，把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即便有研究者把革命文学向前追溯，也仅仅只是寻找到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人的相关论述。很显然，这只是注意到大革命中的一面，忽略了其一体两面中的另一面，在此基础上的革命文学建构无疑是把丰富的革命文学谱系简单化、狭窄化，而由此做出的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相关论述就更经不起推敲和质疑。所谓的“红色三十年代文学”既不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全部，也不是“革命文学”的全部，有一个和红色相对而又相近的颜色——黑色，“红”与“黑”正如“革命”与“反革命”一样一体两面。“红与黑”是关涉大革命的最佳文学题目，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已有这样一部巨著，对于大革命时代的中国作家们来说，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与黑”这么一个好名称。

       事实上，1928年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刊，就是《红与黑》，主编和参与这一副刊的3个人在后来文学史上都鼎鼎大名——被国民党杀害作为革命烈士而载入史册的作家胡也频，获有从“文小姐”到“武将军”殊荣的左翼女作家丁玲，文学成就斐然却对革命文学不以为然的沈从文。但是我们后来只看到了《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的“黑”而无视其“红”，或者说只是把其视为“反革命”的思想钳制和舆论管控。所谓的“大革命失败”不过是“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纷繁交错中的一种描述，至少我们任意翻检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就会发现，不论是其主刊还是副刊，压倒一切的核心词汇只有“革命”，文艺副刊的主题同样是“革命”和“革命文艺”。由此可见，考察包括《红与黑》在内的《中央日报》副刊，是我们认知1928年革命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切入点，也意味着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

       (一)多维革命视域下的《中央日报》及其副刊

       1928年2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创刊，编列“第一号”，后来台湾的新闻史大都以这一天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开端。《中央日报》社也把这一天作为社庆创刊日，1978年的2月1日和1988年的2月1日，台湾相关机构都有隆重的《中央日报》50周年、6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日报社特别编撰了《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中央日报与我》、《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其中收录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为我们了解《中央日报》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其中有关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内容却很少。台湾学界虽然强调1928年《中央日报》作为党报的开创意义，但具体阐述和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即便在学者徐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发展史略》专文论述中，上海《中央日报》时期也都只是一笔带过，“是年杪中央决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于十七年元月一日创刊，日出两大张。旋中央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决定将上海中央日报迁京，是年十一月一日该报停刊。翌年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日报》创刊”①。而就在这一笔带过的论述中，作者还把创刊时间误作1928年元月1日。

       相比较而言，大陆新闻史和学界似乎更看重上海《中央日报》，并把其视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重要一环来强调，这一部分甚至已经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学习和考研的重要知识点。然而，在各大教材和各种著述中有关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论述却错漏百出，例如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么关键的内容，各种教材和著述几乎都表述有误。从较早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到最近的各种《中国新闻史》的精品教材和规划教材②，包括极富特色摆脱以往革命斗争史观的《中国新闻事业史》③等，这些教材都一致认为，“丁惟汾任社长”，“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社长”。其实，不少教材的这一错误表述是从著名学者方汉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④而来，唯一以《中央日报》副刊作为主旨的专著《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作者也错误地把宣传部长丁惟汾视为社长。“1927年底上海《商报》停刊，国民党南京政府收购《商报》的设备，于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国民党宣传部长丁惟汾担任社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任总经理，彭学沛任总编辑。”⑤事实上，根据上官美博编撰的有关《中央日报》的“六十年大事记”和“本报历任重要人事一览表”，上海《中央日报》创办时“社长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⑥，同样曾担任社长的陶百川、程沧波等人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第一任社长是潘宜之⑦。和上海《中央日报》创刊关系非常密切的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提到潘宜之为社长，陈布雷的撰述是更可靠之证据，因为上海《中央日报》就是收购了和他渊源密切的《商报》而创办，有志于报业的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被视为是担任《中央日报》主编主笔的第一人选。陈布雷曾这样记载道：“已而《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字祖义)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然《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任编辑部事，成绩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坚辞焉。”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