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工农出身的作家，如陈登科、浩然、胡万春、高玉宝等。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工农作家”，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工农作家群”，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文坛。他们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当时独特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新中国文学体制对他们的培养，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文坛上出现的关键因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实践，新中国文学体制对工农作家的培养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从分析新中国文学体制培养工农作家的原因入手，进而探讨新中国文学体制下作家培养机制的变化，并以陈登科为例展示这个培养过程，最后对这一文学史实践得失进行总结反思。 一 “写工农”与“工农写” 1949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茅盾发表了《略谈工人文艺运动》，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写作者如何写工人，又一便是工人如何写他们自己”，也即“写工人”与“工人写”①的问题。茅盾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在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中，“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是由知识分子“代言”，还是由工人自己“叙述”。如果我们将茅盾设定的对象稍作扩展，便可提出类似的两个问题，即“写工农”与“工农写”的问题，也即工农是作为文学表现对象还是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实践中的重要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体制培养工农作家的原因所在。 (一)“工农”：从“被忽略”、“被歪曲”到文学主人公地位的确立 文学作品以谁为主人公，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学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体现着社会阶级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工农大众长期被忽略，占据中国文学主人公地位的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等。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后，工农才逐渐成为作家的表现对象，并呈现出多样性：这里，既有鲁迅等秉持启蒙主义的作家致力于批判国民劣根性，从而完成对中国农民形象的经典性建构；也有丁玲等左翼作家致力于发掘工农身上所蕴藏的反抗力量；还有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则致力于发现农民身上的原始生命力、“人性美”，以对抗所谓的“都市文明病”。作家笔下工农形象的多样性，一方面表明“写工农”已逐渐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作家对工农认识的巨大分歧。 但在把工农视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的中共看来，这种多样性是不被允许的，他们要求工农作为文学作品的正面形象而存在。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对此作出了政治性规定。他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③。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规定了如何去“写工农”，另一方面也颠覆了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工农获得了主体性地位，知识分子反而因阶级出身而具有了某种“原罪”，要到工农大众中去接受“改造”。“写工农”、“为工农写”成为延安作家或自愿或无奈的选择。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成功地塑造了“新的农民的集体的形象”，“他们年轻、热情”，“在苦难与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他们渐渐学会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敢说敢干，且又富于机智和幽默”④。这些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写工农”的新要求，工农也借此确立了文学主人公地位。不过，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强调的是为工农兵写作，而不是让工农兵写作”⑤。因此，它虽然较好地解决了“写工农”的问题，但是“工农写”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随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工农通讯员运动在延安这一特殊的政治空间里得以继续开展。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下，延安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等专门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主要发表工农通讯员稿件，致力于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1942年10月，康生又提出了“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⑥的口号。借助这些“政治之力”的推动，工农写作在延安更大规模地展开。工农不仅可以在《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等专门面向工农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特意开辟了“大众习作”的栏目用来发表他们的创作。这些努力使他们认识到“写作事业再也不仅仅是独属于知识分子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成为他们生存的一部分”⑦，工农的写作热情得到了很大的激发。但要成为作家单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创作主体的教育水平、个人修养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时延安虽然也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等专门培养共产党艺术人才的学校，但它的招生对象主要是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通工农大众很难有机会进入其中得到系统的培养。因此，在延安开展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的主要意义也还在于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激发他们的写作热情，并没有真正产生工农作家。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工农作家”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任务。文学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即要成为“党和国家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为“意识形态的伟大性、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行想象性书写和论证”。这就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的、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作家队伍。这一时期的作家队伍主要由以下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来自“国统区的左翼和自由派两类作家”⑧，另一部分是来自解放区的两类作家，即“在抗战前就已成名，到延安后，从文艺方向到创作方法都有了较大转变的作家”以及“在解放区或革命队伍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作家”⑨。从规模上看，这支“作家”队伍的规模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新的文学体制下，很多作家继续写作的可能性却成了问题。 首先，来自国统区的“自由派”作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或政治立场，而被安排进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进行教育、改造，他们的文学创作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被剥夺。一些“自由派”作家在经过改造后，还有创作的计划，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表现个人的思想情感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得真实，但是是不是工农兵也喜欢看呢?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所掌握的语言……是不是适合表现生活，也是个问题”。⑩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他们难以真正将自己的创作计划付诸实践，只有选择停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