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它所呈现的面貌是不一样的。在村庄叙事中，不同的叙述视角决定了作品不同的构成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接受者不同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说，叙事视角决定着小说文本的面貌和文本接受。 新文学史上的村庄叙事缘于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的出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则多是流寓在城市的乡下人，他们在城市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后，常常带着乡愁回望自己的故乡村庄，咀嚼自己关于故乡的记忆，这种回望和咀嚼，已经是用他们在城市获得的现代文明的目光了，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当他们用城市的目光打量自己乡下的村庄和村庄中的人群时，他们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发现，他们发现了故乡现实的黑暗，习俗的鄙陋，人群的麻木和蒙昧，于是他们怀着复杂的情感记录下了他们在现代文明烛照下所发现的村庄。鲁迅的《故乡》、《风波》和《祝福》，鲁彦的《黄金》，蹇先艾的《水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村庄叙事的第一批收获。 现代作家天然地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城市的产物，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就是要将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的工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村庄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载体，无疑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本，当现代化成为一个民族的梦想，城市就变成了中国大地上最强大最具诱惑力的存在，那些现代作家的村庄叙事无疑就要在城市这一现代性视角的俯视和打量下展开。城市视角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是以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看待和评判村庄社会的视角。这种视角是以城市为参照物，去发现村庄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和差距。在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风波》中村庄人群死水微澜式的生活，以及他们灵魂的陈腐和性格的扭曲，看到了《故乡》中村庄景象的凋敝和人的沦落，看到了《祝福》中封建礼教的残忍，乡村习俗的鄙陋，以及祥林嫂的可怜和可悲，也看到了《黄金》中陈四桥冷酷的现实，鄙俗的世态，以及陈四桥人灰暗阴凄的病态心理，看到了《水葬》中“老远的贵州”村庄残忍的习俗，麻木的人群，蒙昧的精神世界，看到了《为奴隶的母亲》中丑陋的“典妻”习俗，悲惨的女人命运…… 村庄社会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人格特征、审美习惯等等，都与村庄社会固定在某块土地的农耕生活模式密切相关。由小农生产方式派生出的小农意识一直左右着村庄社会的人群，使他们在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人生抉择等问题上，与城市中的现代意识相去甚远，在城市的现代意识面前，他们往往显得僵化愚昧，鼠目寸光，狭隘可笑。 村庄叙事的城市视角在1920年代末期遭遇了革命视角的冲击。在启蒙任务被革命任务所替换的时代背景下，村庄城市视角下的启蒙叙事被革命视角下的政治叙事所取代。当现代知识分子将中国社会革命作为自己的使命时，他们审视村庄的目光已经变成了革命的目光，视角的转换带来了村庄面貌的改变，这些“革命”作家用他们革命的目光发现了村庄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发现了农民身上潜在的革命精神。乡村的苦难不再被归结为习俗的鄙陋和人的蒙昧，而是将乡村的苦难视作政治的苦难，是因为旧的制度和阶级压迫所导致的苦难。农民也不再是麻木愚昧，心理和精神一片灰暗的一群，而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革命要求，勇敢地起来抗争，具有优秀品质的革命农民形象。从现代之光烛照下的黑暗乡村，到革命之光照耀下充满希望亮色的乡村，村庄叙事完成了城市视角到革命视角的转换。 新文学史上村庄叙事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立场一样，常常出现两种视角交叉或混合的状况，城市视角经常会在革命视角的村庄叙事中显露出来，《春蚕》中老通宝的形象就是在城市视角和革命视角的共同注视下被发现的，老通宝身上传统农民那种自私狭隘和愚昧只能在城市视角的现代意识观照下才会被发现，而他最后对儿子多多头起来抗争的认同，则完全是革命视角下的政治叙事。城市视角观照村庄，发现的是村庄中与现代意识相悖的封建意识，看到的是到村庄的愚昧落后，而无法发现村庄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革命视角观照村庄，发现的是村庄的阶级图谱，看到的是阶级压迫和农民的反抗，同样，革命的视角也容易忽略村庄人群精神上的病症。 革命视角下的村庄政治叙事，讲述的是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故事，而城市视角下的村庄启蒙叙事，告诉人们的则是农民精神上多么迫切地需要解放。城市视角下的启蒙叙事，还常常把农民作为国民的代表，把村庄作为国家的象征，把农民身上的病症作为国民的病症，把村庄的问题当作国家的问题，而最终的目的则是改造国民性，重塑国民的现代人格。革命会改变农民的境遇，但无法改变农民骨子里的“根性”，所以在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新启蒙书写中，会出现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表现农民“根性”的村庄叙事。 1980年代，城市视角消失多年后，在新时期文学的村庄叙事中又重新出现。当代小说前三十年城市视角的消失，源自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和改朝换代的解放战争，都由农民担当了主力军，从1940年代的解放区开始，农民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主角，而知识分子则由原来对农民的启蒙者，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配角，变成了向农民学习的小学生，丧失了启蒙的资格。在革命视角的村庄叙事中，农民具有着最优秀的品质，他们是党的事业所要依靠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淳朴的本性，单纯的忠诚，勤劳勇敢的品质，是知识分子完全不具备的，存在诸多人格病症的知识分子要在工农指导下进行漫长的思想改造，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作家对自己笔下的农民主人公往往是仰视的。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几乎所有的村庄叙事都在讲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人民内部斗争，以及村庄英雄人物和革命群众与阶级敌人的斗争。这些村庄叙事更看重的是村庄的政治生活和人物的政治属性，至于落后人物身上具有的一些农民的缺点，也极少用现代意识来观照，多是纳入到政治的范畴来阐释。建国后三十年的村庄叙事完全丧失了城市这一现代属性的参照物，在诸多村庄叙事里，肯定的是那些扎根家乡改天换地的新农民，批判的是那些不安于家乡农业生产劳动，贪图享受想要进城的落后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