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4)11-0071-10 近年来，关于大学的行政化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实际上，大学的行政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作为开放、多元和自治程度较高的美国大学，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化。本文在考察美国大学行政化内涵的基础上，对大学行政化的本质及其对大学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学去行政化的可能性，以便更客观和理性地认识大学的行政化问题。 一、美国大学的行政化及其本质 (一)美国大学行政化的内涵 美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由来已久，它指的是随着大学规模扩张而出现的管理人员数量、权力和影响力等不断增长和异化的现象。它与19世纪末期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及美国大学持续扩张和结构转型密切相关。按照美国学者亚瑟·科恩(Arthur Cohen)的观点，美国大学的行政化起源和形成于1870-1940年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学管理出现了官僚化趋势……权力集中在校长办公室，校长任命学院院长执掌每个学院……教师开始出现职务等级的差别，进而形成了一个由注册主任、行政主管、资产经营部经理校友会主任等人员组成的科层体系”。[1]这里的官僚化实际上正是大学行政化的一种极端表现。美国学者贝弗莉·伯里斯(Beverly H.Burris)和沃·戴德布兰德(Woy V.Htydebrand)认为，1850-1900年是美国教育系统早期行政化和专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社会发生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等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地形生态，而且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学院和学校不再被看作随机的、松散的体系，而是需要加以集中化和标准化……集权化和行政化的过程由此开始”。[2]因此，美国大学的行政化，大致出现在19世纪末期。 奥瑟·哥尼扎卡(Ase Gornitzka)、斯韦恩·科维卡(Svein Kyvik)等总结了三种涵义的行政化。第一种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化，指的是在理性和合法的基础上，在一个科层化的体系内依据正式的规则管理一个正式组织的运作，个体基于自身的正常能力和教育资格被招聘进来承担组织中的角色。第二种是日常生活中的行政化，这种行政化带有强烈的贬义，常指管理中的官样文章和官僚作风。第三种行政化描述的是，组织中某个部分的增长并非为了直接开展业务工作，而是为了对那些开展业务工作的成员进行控制、监督和支持，管理职位和活动超过了生产部门的人员和活动。[3]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阿里·法拉兹曼德(Ali Farazmand)对行政化的理论框架背景进行了梳理，他认为，通常有两个维度来解释行政化，一种是韦伯的理想化的科层制模式，在这里行政化被看作一种最有效率的组织特性，它优于传统的权威模式。第二个涵义维度指任何大型的组织机构。它们由结构、程序、标准化价值、规则和规章以及顾客的价值和机构成员的履历系统等混合而成，在这种大型组织机构中，专业技术和专门知识是通过执行、训练和履历来获得的。在这两种维度之外，法拉兹曼德还提出了第三种可能的模式，它和政府系统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包含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组织机构系统，它使政府的运作和治理成为可能。[4]美国大学的行政化，在理论上和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和日常生活中的行政化及组织行政化相吻合。 (二)美国大学行政化的本质 美国大学的行政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先后与专业主义、泰勒主义、进步主义、专家管理和技术官僚等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表述上和外延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它始终与大学的规模扩张和分层分化联系在一起，是基于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积极扩张和正向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它反映了大学内部权力和资源的配置和变革的关系，以及大学对外部社会的适应性。自20世纪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社会一度将行政化视作美国大学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刺激因素。正如贝弗莉·伯里斯等指出的：“学院和学校的行政化被认为是‘现代的和理性的’，并且随着分层和分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5]劳伦斯·维齐(Laurence R.Veysey)将科层等级看作是美国大学结构转型中“必要的邪恶”(necessary evil)和“结构性代价”(the price of structure)。[6]纽约城市大学的德米特里·阿格瑞斯(Demetrios Argyriades)概括了行政管理的积极方面，包括精确性、速度、明确性、建立档案、连续性、判断力、统一性、严格服从、减少摩擦、减少原料和人力成本等。[7]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大学行政化的争议就已经开始浮现。伯里斯等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事务的日益复杂，如财务核算、运作效率等，需要专业化的人员来管理教育事务，与此同时，对行政化的争论和反思也逐渐增多。”[8]奥瑟·哥尼扎卡等认为：“教学、研究和传播知识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这些活动同样需要进行管理，包括由专业人员以及由大学教师自己来管理。由于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大学管理，人们就有理由追问，这些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大学以及外部社会都在质疑，大学的管理部门是否已经变得讨于强大？”随着大学的不断扩张，大学管理人员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大学其他人员数量的增长，哥尼扎卡等将其称作行政的官僚化。[9]随着管理人员数量的增多和权力的增加，大学权力正日益转移和操纵在管理者个人和部门手中，大学权力日益个人化和部门化。当这种趋势日益固化以后，美国大学的行政化本质也就随之异化，即从基于组织的扩张和发展转向基于个体权力和官位的扩张和展示，从基于服务和激励转向基于支配和控制。大学行政的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如侵蚀和扭曲大学管理的本质，滋生和助长管理人员的官本位意识和官僚习气，降低管理效率等。 二、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