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1—0053—07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1.005307 要预测一个社会的未来，如果选一个指标来观察，青年的特质大概是最有效的。不久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在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原因时，所采用的视角恰是台湾青年选民的特质。 石之瑜精准而透彻地分析了台湾青年选民的“反中心理”。一方面，台湾青年人很明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台湾的经济发展，甚至他们个人未来的经济前途，相当程度都是仰赖和大陆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看到“大陆的年轻人比他们奋斗向上，资质优秀”，“要承认自己的不争气，还要接受台湾政治上对大陆的臣服”，这样的“绝望”除了把他们引入“反中”的道路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留给他们。①同样是带着点“绝望”的心情，也是不久前，香港的青年学生把素有香港经济命脉之称的“中环”给堵占了。随着大陆人才、物流和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构建中去，香港的劳动力市场被重新洗牌，中环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地位对不少香港本地青年来说越来越难以企及。调动本地身份抵御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对很多香港本地青年人来说似乎也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如果我们就此来观察欧洲，会发现欧洲的困境其实是类似的。虽然欧洲精英提出了“欧洲一体化”战略来应对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欧洲的青年人却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2013年4月，欧盟成员国中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3%。其中，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四国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了40%。②青年的“失落”催生了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上台——2014年法国地方选举中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拔得头筹，同样持反移民立场的英国独立党在全英大选中竟史无前例地击败了一直占据政坛优势的两大党(保守党和工党)。与“绝望”的中国港台青年人一样，调动本地身份抵御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似乎也是欧洲青年人那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让人深思的是：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领导者并被称为“定海神针”的德国，那里青年人的失业率也并不高。在很多场合，德国新任外长施泰因迈尔更是强调，自由流动是欧洲统一问题上不由质疑也不容回旋的一部分，“谁质疑这一点，谁就是在危害欧洲，危害德国”。面对全球化大趋势和因之而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青年人的特质(迎接该趋势的态度和能力准备)以及精英群体谋篇布局的战略，是决定该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青年人的特质如何，未来精英的特质又如何，在全球化深流涌动的今天，无疑是迫切需要审视的问题。基于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均是经过全国公开选拔而胜出的杰出者，而“精英”一词虽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然其“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的人物”的涵义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研究者希望对清华大学的本科新生展开追踪研究，以深入揭示我国精英的选拔机制及其所具备的特质。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入学调查便是研究者为该追踪研究所设计的基线调研工具。下文中，研究者将对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入学调查工具的概念构想、题项开发、所构建指标的信度和效度予以报告。 二、研究方法 (一)概念构想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英特网的普及改变了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原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开始变得普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股令人担忧的“民粹主义”风向。与“草根”的道德优越性自然天成相对比，“精英”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权贵，成为一个负面词汇，众皆避之唯恐不及。虽然精英一词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精英社会。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了伦理政治的版本——权力精英通过儒家教育习得政治伦理的规范，再经由科举考试实现在全国范围的层层选拔。相比于欧洲的贵族统治，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专制制度无疑是人类的一种极大进步③。因此法国大革命后，为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拿破仑借鉴了中国的竞争性考试制度，法国公务员制度雏形遂得以出现。由此可见“精英”概念的产生在法国是作为“贵族”的反动而出现的。“精英”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民主的真正对立面是“专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精英”和“精英选拔”具有一定的技术中立性——既可以服务于专制，也可以服务于民主。在人类走向民主文明的进程中，参与性民主和精英民主一直是两股相互交缠并竞争的思想脉流。 也正因为如此，精英的概念、精英的特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社会中会得到不同的界定。以当今的欧美而言，精英的特质尤其是政治精英的特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优异的认知能力，其次是对多元价值观的体认和宽容，还有就是为增加公共福祉而奋斗的意愿和决心。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便是典型的案例。相比起来，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本土社会和全球化背景的多重环境，因此它们的领袖/精英群体所需要的特质势必更复杂，比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就曾强调，对于亚洲领袖而言除了才干、能力以及服务国家的意识，“品性”(身心的纪律性)是至为重要的。这大约反映了儒家文化中“德”胜于“才”的国家精英选拔传统。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将新中国时期的精英特质概括为“又红又专”——“红”大约可以对应李光耀所言的“品性”或者欧美精英的“政治正确性”和“为公共福祉而奋斗的决心和意愿”，“专”的内涵则稍显局限，大约是指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在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问题解决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清华为国家培养出诸多领导人，毋庸置疑是蒋南翔作为一个伟大教育家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