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冲突

       中图分类号：D815.3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14)04-0044-06

       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因其诉求与声音长期得不到重视与关注，自尊心遭遇挫折，因此对国际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获得国际体系的重视与尊重，这些国家大多通过反体系运动的方式向国际社会释放能量。与此同时，为阻止和惩罚它们的边缘化行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与权威，国际体系及其主导国家联合起来对其进行遏制与孤立，使得互动双方陷入紧张的对峙之中。边缘化国家正是在反体系运动与大国遏制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身份反过来又激发了它们的反体系行为，于是冲突在对抗与缓和的不断转换中周而复始地上演。

       朝鲜半岛因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独特的历史经历，使得朝鲜因坚持发展核力量而产生的一系列地区性安全问题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朝鲜问题直接源自朝鲜公然寻求获得核能力，以此补偿其因为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后援供给消失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劣势。[1]311冷战结束以来，朝鲜与国际社会互动各方围绕着拥核与无核化、制裁与突破不断在对抗与缓和两者之间进行转换。本文在借鉴边缘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的边缘化心理内涵进行界定，阐述朝鲜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大转型过程中，如何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同时这一身份认知又如何激发了朝鲜的反体系行为，引发了半岛的安全危机。

       一、关于边缘化心理的主要观点

       “边缘化”(Marginality)概念由美国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阐述的是处于某个社会文化边缘上的人所经受的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本文所界定的边缘化心理概念，指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全球化的互动与交往过程中，因所处历史状态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权力差异，互动双方相对权势与影响力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边缘行为体在安全与话语权方面的缺失，使得边缘化过程中的行为体产生的一种心理焦虑、恐惧与不安。这种心理认知的累积与建构，将有力地改变并塑造边缘化行为体与体系中心行为体等互动各方的身份与利益，进而影响到互动各方的行为方式，引发国际社会的暴力与冲突。因此，在这一概念的界定中，所涉及国家互动中的边缘化身份与利益建构，借鉴了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假设。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正因为如此，身份和利益总是处于某种进程之中。[2]34

       第一，边缘化心理认知是国际政治中冲突、对抗与不合作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由于边缘化行为体的诉求长期得不到体系足够的关注、重视与满足，自尊心遭受极大摧残，从而使互动过程中边缘行为体对体系的抵触、敌意与愤怒等心理情绪得以建构。这一心理的建构，意味着将他者再现为敌人，视彼此为威胁。而国家到底是不是相互威胁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关键，因为一旦敌意逻辑得以激活，国家的行为方式就会使它们成为相互生存的威胁。[2]259这就使得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难以产生，而猜疑与冲突则成为常态。

       第二，因边缘化的历史体验所积蓄的长久而强烈的改变，所导致的边缘与中心之间权力与话语权的不对称企图受到持续的打压与挫折，激发了边缘行为体的受害者心理认知与“自我意识”，导致边缘与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困难重重。

       第三，边缘化心理认知一旦建构，将成为行为体处理国际关系的路径依赖。这导致边缘国家与体系互动博弈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较为稳定，新的互动路径和思维难以进行，而正是这一交流互动模式引发了周而复始的冲突与安全困境，使得改善关系进而达到良性互动不可能真正实现。

       第四，反体系运动是边缘行为体与国际体系沟通的主要方式，遏制与孤立则成为中心行为体与国际体系应对边缘化行为体的主要手段，而正是这种互动方式的不断实践极大地造就了互动双方的安全困境。

      

       表1为朝鲜与美国及国际体系的互动图表，展示了朝鲜的反体系运动与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互动所构建的朝鲜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边缘化心理身份反过来又促使朝鲜持续发起国家反体系运动，并进而激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遏制与孤立。这种“危机沟通”方式长时间地不断上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双方认知与处理问题的路径意识，使得合作与关系的真正改善难以达成，从而导致朝鲜半岛冲突不断。表1中提出的两种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互动逻辑，其前提是朝鲜不因内部问题而导致国家崩溃和内乱。良性互动诱发互惠行为，双方的安全感不断增加，使得朝鲜半岛迎来和平与稳定，而恶性互动则造就冲突，最终导致局势失控与战争爆发。

       二、引发朝鲜边缘化心理认知的因素

       朝鲜的边缘化心理从个体微观角度分析，表现为自尊、敌意、恐惧与不安等心理情绪的建构，由此引发朝鲜半岛冲突。而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的因素则是在宏观层次上造就这一冲突的原因，同时也是诱发微观层次意义上的心理认知的动因。在国际体系层次上，苏联内部崩溃导致的两极格局瓦解，朝鲜外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在国家层次上，朝鲜的国内政绩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两大支柱的转变，从而建构了微观层次上的心理身份。但苏联解体引发国际体系的特征转变——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实力与协调的失衡，无疑是最具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