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崛起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人民币若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不仅将对既有的国际货币格局构成重大冲击，甚至还会影响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 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并非发生在一个完全真空的市场环境中，而是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国内货币的政治基础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居民所拥有的强制力，只要中央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没有遭到破坏，其发行的货币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就不会被动摇；而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货币来说，其政治基础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货币合作伙伴网络与国际货币制度体系，两者构成了支持和保障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政治架构。 与美元相比，人民币是一种后发的赶超货币，要超越国际市场业已形成的美元依赖，更加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正式拉开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国内制度改革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对外展开了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包括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和建设对己有利的国际货币区域/全球制度，以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 受研究主题所限，本文暂不考虑国际货币的伙伴基础，而是聚焦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在分析国际制度对于护持国际货币地位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中国政府为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所展开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努力，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探讨其在宏观层次上所带来的国际后果。 一、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 国际制度的大量产生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国际制度，是指国际社会中相互关联并持久存在的一整套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规则，它规定和限制了行为体的角色及行为，并塑造了行为体预期，具体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三方面的内容。①其中，国际组织是指具体的国际机构，国际机制是指明确的国际规则和运行程序，而国际惯例则是指一些默示的非正式规则和传统习惯。 国际关系学中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公共服务的功能，他们认为，国际制度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重复性博弈的平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国际制度因此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公共产品。②有些学者则注意到了国际制度的非中性，认为不同成员在其中的收益并不均等。③在此基础上，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指出国际制度主要服务于主导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权力护持的工具。④ 上述宏观辩论为具体议题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在国际货币领域，却鲜有文献触及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垄断国际货币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专注于观察影响国际货币使用份额的市场原因，却没有触及国际制度这一政治变量，⑤另一方面则在于一部分从事货币政治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专注于探索已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所带来的国际权力。⑥这两类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群体均没有将国际货币的成长和维持与相关国际制度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关于国际货币研究的重大缺失。 事实上，在货币领域，相关的国际制度对于培育和维护国际货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⑦著名金融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chigreen)就曾指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除了拥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外，还需要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就包括制度化的安排。⑧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可分为全球性制度和区域性制度，它们分别服务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货币秩序安排，分别对应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两项功能上。 第一，相关的国际制度为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提供基于国际认可的合法效应。国际制度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项具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意味着该制度具有规定和统治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得到制度参与者的一致认可和自觉遵守。⑨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是国际认可的产物，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合法性的定义者。⑩ 稳定发挥国际通货职能的国际货币并非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它还需要官方层面的认可，因为各国政府本身也是国际货币的使用者。相关国际制度是对国际货币关系的一种法律化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可以对中心货币地位提供集体认可，从而强化该货币作为中心货币的合法性。此外，在一种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中，对该货币有利的国际制度能够为其做出背书与承诺，以保障使用者对该货币的信心并形成对其的使用动力；而有些微观的制度安排还对该货币的国际流通和使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使其作为国际货币具备技术上的保证。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一次为美元登临国际货币舞台提供合法效应的重要会议。尽管自一战以后，美元就不断在市场上扩张其国际地位。而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危机的三次打击之后，英镑在市场上已经不断撤退，但美元需要一场正式的“加冕礼”来宣告其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一次对美元进行的“黄袍加身”，从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