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4)10-0012-11 随着国际政治一体化程度加深，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治理成为学界公认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不二选择。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①。可以说，国际规范和制度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它们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国际行为体如何应对，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国际政治社会学将政治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解释主权国家与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互动关系，将主权国家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比作国内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认为“国家如个人一样，内化由其相互作用的组织所描绘的行为类型和角色期望”②，从而形成国际政治社会化理论，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日趋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重要议题，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③目前，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失规范，国际关系学者在“规范内化”、“国家社会化”、“国际社会化”、“国际化”、“民主化的国际影响因素”④、“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⑤等概念中讨论国际政治社会化问题时，术语不一，概念差异较大，理论阐释多样。概括起来，学者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解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国际规范的内化。有的学者从国际规范内化的角度解释国际政治社会化，认为其是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是“引导一个国家将国际环境所建构的观念与规范予以内化的过程”⑥。内化是使国际社会所主张的价值观念、规范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权国家自身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并成为国际行为体按照“适当性逻辑”遵从新的规范。⑦因此，内化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成为现实的必然途径。 二是国际社会的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组织、霸权国家以及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以国际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对主权国家进行示范和教育的过程。正如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Checkel)认为，社会化是使行为体接受既定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⑧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国家“传授”官僚机构创新理念中的作用进行研究，认为国家的创新观念是源于外部的国际组织，而非国家自身或内部的其他机制。⑨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通过教化机制“改变客体对其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定义”⑩。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社会化被用作对“流氓国家”的再教育机制，(11)也是国际组织塑造和管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机制。在对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非政府组织往往扮演了一个诱导型和批评型教师的角色，国家在其教化下，通过被动型学习而融入新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中。(12)这种观点强调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把其认可的价值、规范以及“适当行为”作为全球治理规范，传授给其成员或追随国，以维系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延续。教化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本质，但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行为体的教化和主权国家对国际规范内化的统一。只有通过主权国家的学习、内化，国际规范才能被国家吸收和转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国际社会化。因此，以国际社会为中心的教化理论有失偏颇。 三是主权国家的学习。这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规范和观念从一个行为体移植到另一行为体的学习过程”(13)。“国际社会的教化观”提出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棘手问题，即如何理解具有自主性的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时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理论也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非是被动的，而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主权国家显然不是被动的受化者。国家本身的能力、态度等在国际社会互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制约因素。因此，这一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否定了霸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强调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使用“国家社会化”和“国家国际化”的概念，前者表示“凭借国家之间所酝酿的观念或规范，通过互惠、模仿、游说和建立信任的方式进行互动，最终达成规范的内化，建构出国家间学习的模式，从而推动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制度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运作”(14)；后者“是国家从游离于国际体系逐渐向国际社会正常成员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为体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渐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学习他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了解他国对本国的判断、评价与态度，形成相对完整的自我判断与自我评价，逐渐认知自己的身份和利益”。(15)这意味着行为体的国际融入。(16)可见，“国家社会化”、“国家国际化”注重以心理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学习观，更加强调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在其融入国际社会和推动全球治理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国家自身对学习模式和过程的控制。 四是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这种观点不再拘泥于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孰轻孰重的争论，而是从更宏观的文化角度来讨论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机制。如佟德志等人认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社会化是指“国际政治主体由于相互之间的影响而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它本质上是各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过程”(17)。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也指出，虽然各国的国内文化可能存在着“文明的冲突”，但“国家体系仍然可以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影响到体系内成员的行为”(18)。国际体系处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的混合状态，这就决定了体系内的国家会以敌人、对手或朋友的立场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国际政治社会化就是国家通过强迫、利己或确定合法性的途径内化这些文化。这种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脱离了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和安全的强调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机制的强调，转而关注国际规范和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过程，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探究国际体系文化在国际体系结构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和内化只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行为体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讨论主权国家身份认同和偏好的形成和改变，以及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产生、扩散、遵守和改变的过程。因此，“国际体系文化传播”为理解国际政治社会化设定了文化范围，但又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其全部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