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是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不仅影响着欧亚政治格局的重塑，而且牵动了全球秩序的重构。从长远的影响来说，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世界事务中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知，比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区域进程与大国关系、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态势等，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国际变迁与纷争。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欧洲与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以来，大概仅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等这样的重大事件，堪与乌克兰冲突相比。就这些事件而言，其主要的当事者是超级大国——美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个别伊斯兰国家。乌克兰危机则不同，从形式上看，这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恶斗。但是，究其实质，这是俄罗斯与几乎所有西方对手，包括欧、美、日等国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显然，在地处欧陆文明结合部地区的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间发生的这样一场重大冲突，要比与远在重洋的安全岛——美国本土，或某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较量，无论就事态的复杂程度，还是参与国家的数目，包括所激起的连锁反应而言，其影响都要深刻得多。这是欧陆地缘政治与海洋地缘政治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不仅是美国，还有欧洲当然包括俄罗斯在内，其今后的战略定位，正在受到这场危机的深刻影响。而且，乌克兰危机正在对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明显的辐射。说乌克兰危机是一场事关全局的重大国际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为过。 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在于，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这一阶段，事实上是全球国际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说，在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即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取得了引领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那么，“第二个阶段”的最主要标志，乃是以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为代表的西方领导地位在这二十多年中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一变化的标志包括：第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与发达国家开始大体相当，国际经济决策机制正在由G7或者G8向G20的方向转移；第二，自2013年来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冲突问题，诸如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冲突、斯诺登事件乃至乌克兰危机本身，已不再是只有美国领衔之下的西方决策所能主导解决的。相反，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参与合作，在这些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接近以及中美关系凸显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表明中国的权重正在显著加大。中国虽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地相距遥远，但是各方对于中国的期盼，以及中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这场危机中已经凸显。 换言之，乌克兰事件，乃是伴随着整个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段，在关键的国际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危机。因此，这场危机的了结远非易事。 如果说上述诸种俱是表象，那么在表象的背后乃是一个矛盾纷呈的世界：其一，由技术演进所激发的经济发展和物资丰裕，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所越来越迫切的对财富份额的需求；其二，由各国精英构筑的国际国内资源分配体制，越来越无法遏制贫富差距日益增长的趋势；其三，被表征为社会进步标志的各国、各地区民主化进程成效未彰，却诱发出或酝酿着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动荡；其四，整个世界在对多元文明价值加以弘扬的同时，却又无法在各种文明和价值标准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和认同，以维持多元和普适之间的平衡。乌克兰事件乃是上述多重背离的一个缩微景观而已。 乌克兰危机不仅是这样一个复杂局势的表征，而且是国际形势演变关键性时段所留下的突出症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乌克兰危机似乎才刚刚惊醒了已然销声匿迹多年的旧日梦魇。其中包含了这样一种历史对比：冷战的终结为何没有像以前任何一次国际变局，如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8年的凡尔赛体制以及1945年的雅尔塔格局那样在国际变动之后，具有一个能统摄全局的国际条约，并以此确定普遍适用的规则，包括确认每一个当事方的国际地位和拥有的空间。乌克兰危机好像突然让人们想起，在25年前柏林墙倒塌之时，本应当有这样一份各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来确保国际权力的划分与转移。然而，历史似乎是开了一个玩笑，它没有留下这样一份遗产，以利于调解和规范当今世界的诸多争议。亡羊补牢，虽未晚也，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的一个简单的“疏忽”所能名状。 25年前柏林墙倒、冷战终结之时，究竟是在当时居于上风的美国以及欧洲主要大国“忽略”了对于这样一场历史性变动做出法律的确认和规范，还是“故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特别是利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软弱”，以期为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留下余地呢？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的审视和争论，恐怕眼下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在冷战事实上是以西方得手而告终的背景之下，奥巴马公开的宣示是“冷战无输者”。但是这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自视为“胜利者”这一时常会情不自禁溢于言表的内心评价。事实上，2001-2002年，美俄之间因反恐而刚刚出现合作机遇，特别是当俄罗斯主动示好、主动让开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之时，美国反而以单边退出美俄“反导协议”的谈判来作为回报。这一重要姿态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政治语言是：作为冷战的输者，俄罗斯没有资格平起平坐地与“胜利者”美国一起来讨论一个唯有美国才具有明显优势的战略防御武器的削减问题。12年之后，在2014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果然明确表示，美国对美俄关系的损害，就是从2002年单方面撤出“反导协议”开始的。①连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都公开批评道：正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