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有的穷国逐渐变富，有的富国由富变穷，个中原因，理论界众说纷纭。其中，制度学派的思想影响比较深远，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可谓杰出代表。诺思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1](P147)，他坚信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决定人类行为的激励结构，激励结构导致经济绩效的天壤之别。奥尔森则另辟蹊径，巧妙地从集体行动的视角阐释了分利集团导致国家失败的作用机理。[2]诺思和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制度决定论的贡献不言而喻，但是，他们却都有着明显不足。纵观诺思的制度理论，我们并未发现他对有效制度发生机制的有力解释，这使得他的制度解释力略显乏力。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但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人比理性人假设更为复杂，以致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表现出根基软弱。笔者并非要对制度学派的思想妄加评说，更不否认影响经济的其他因素，仅试图探索制度与经济兴衰的逻辑关系。我们发现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兴衰？第二，为何有效制度没有得到普遍采纳？第三，政治权力并未直接体现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吗？无数事实恰恰证明，政治权力、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匪浅。政治权力如何影响经济兴衰？笔者基于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经济兴衰的框架，试图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一、经济制度不足以根本性支撑经济增长 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并非根本性作用。经济制度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完善程度能够影响经济绩效。一方面，经济制度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投资以及组织效率，形成对关键经济主体的激励；另一方面，经济制度控制资源分配，直接影响社会的贫富差别。照此逻辑，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贫困的问题等价于一些国家相较于另一些国家实行了更糟糕的经济制度。[3](P389)既然承认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为什么有些国家宁愿坚持糟糕的经济制度而放弃有效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为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只在某些国家实行，其他落后国家却好像视而不见？显然，好的经济制度还需借助其他条件才能对经济绩效发挥作用。用奥尔森的话来讲，“他们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他们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他们也没有解释是什么阻塞了经济进步的道路”[4](PIV)。河湖里的水损水溢犹如经济的兴衰一样，并非仅仅因为经济制度的自动选择优化机制受到干扰，政治权力也是干扰因素，而且是重要的干扰因素，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兴衰。 二、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 好的经济制度本身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还须有好的政治制度。制度如何划分好坏？可以根据制度包容性的强弱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具体细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5](P22-29)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制度是榨取性的，那么政治制度绝对不会是包容性的，所以，“榨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制度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所谓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就是经济上强调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分配中强调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政治上以集权提高政府效率，同时又以政治多元化来制约政府专权，以此形成共荣利益的制度。也就是说，包容性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均等的公共服务、公平的交易规则、开放的市场准入和自由的自主择业等条件，包容性政治制度必须具备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化两根支柱，缺一不可。[5](P23)如果只有政治集权而没有政治多元化，便沦为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榨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截然相反，榨取性经济制度限制市场准入、实行市场垄断、征收高额税收；榨取性政治制度实行专制统治，权贵垄断政治活动，此时的制度就沦为强势集团榨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包容性经济制度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包容性市场，提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公平竞争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产权保护，容易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其次，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即是毁灭，创新必须以牺牲一定的短期利益为代价。技术创新不仅会在经济上触动既得利益结构，也可能在政治上颠覆既有的权力结构。统治者只有排除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丧失的担忧，才有勇气进行创新。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这一担忧迎刃而解。包容性经济制度通过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鼓励私有财产、确保合约履行、创造公平环境，并鼓励把新科技带进生活。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鼓励真正的创新精神，从而培育技术创新。最后，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全民教育。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功不可没。同时，教育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对加强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监督大有裨益。可以说，一旦包容性制度到位，经济增长便具备了根基。 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良性循环。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一旦良性互动，往往会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达到更高层次的包容性。这个良性循环通过三方面机制来运行并强化：第一，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法治逻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是政治多元化，多元政治强调政治权力分配的均衡性和权力制约的多元化。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与制约，这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精髓。政治多元化及法治观念一旦建立，既能防止专制和腐败，又能创造更高程度的良性循环；第二，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正向循环。包容性政治制度建立在政府集权和政治多元化基础之上，通过法治手段，提供严格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夯实基础。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技术创新、培育创造性破坏和提供更多教育，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对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不可或缺，包容性经济制度也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繁荣打下基础。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均衡、社会权力更加分散、政治环境更加平等，使得任何集团对政府的俘获和控制更为艰难，促进包容性政治制度长期存续。只要政治制度是包容的，经济行为的任何偏离都会得以扭转，这就是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第三，包容性政治制度容许舆论的自由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政治多元化必然提倡并鼓励新闻媒体。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记者由于“喜欢揭人丑事”，被冠以“扒粪客”的称谓，就在揭发政府官员丑闻、为政治人物反对托拉斯造势上，这些不起眼的“扒粪客”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由媒体让有害于包容性制度的威胁曝光，鼓动社会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威胁包容性制度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