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测验是一种了解公众对某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态度的测验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问卷分析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或一般民意动向，也称舆论民意测验。①可以说，民意测验有助于了解民众对国是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和意见，透视一定时期内人心向背的变化，鉴于其功能，民意测验在社会调查中得到广泛运用。② 中国较为规范的民意测验发端于民国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报刊为载体和主持者的民意测验盛行一时。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1月14日为纪念建校14周年进行的“民意测验”③，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1922年10月至次年1月所做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问卷调查④，东南大学1923年1月所做的“名人选举”⑤，1927年北京大学于建校25周年之际所做的“世界第一伟人”调查⑥，以及上海《民国日报》自1928年至1929年进行的4次民意测验。⑦学界对民国时期的民意测验有所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杨天宏对1922年《密勒氏评论报》开展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进行了深入的考察。⑧相比较而言，1926年《京报副刊》主持的一项民意测验——“新中国柱石十人”评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和重视。本文以1926年《京报副刊》刊载的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系列报道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此次民意测验的缘起、评选过程、舆论反馈和最终的评选结果，以此探究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对政局、社会思潮和精英人物的观感和认知，管窥人心向背的变化。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其定位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⑨该报问世一个月后，日销量即达到4000份，逐渐成为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并陆续创办了十余种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的《京报副刊》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亦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日出一号，每号为16开纸8版，每月合订一册，有独立的报头，并单独订购。《京报副刊》提倡新文化，宣传进步思想，意在办成一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吸引了鲁迅、刘半农、王森然、徐志摩、俞平伯等一大批进步作者为该刊撰稿。⑩1926年4月24日，《京报副刊》因邵飘萍被害而停刊，共出477期。 《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十分重视通过报刊了解民意。1922年10月，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起“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11月25日，孙伏园即在《晨报副刊》发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针对胡适所选的“十二位大人物”(11)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示十分欣赏这种通过投票探究民意的方式：“这种分组而且附加解释的选举方法和公平的眼光，都很使我心眼。”(12)此后数年，孙伏园亦曾多次在《京报副刊》发起向读者征求意见及民意测验活动，如1925年1月《京报副刊》曾发起征求10部“青年必读书目”的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1926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新年第一期头版刊登了主编孙伏园向读者征求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的倡议书。在倡议书中，孙伏园首先忧心忡忡地表达了对20世纪以来时局的担忧和不满，认为：“就中国而论，这二十五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二十世纪给我们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辛丑条约，赔偿各国四百五十兆两，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算清。从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几乎没有一条血管里没有毒的，虽有名医也很少挽回的希望了”。而挽救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在我们满是毒菌的病体里，忽然发生出多少白血轮来，把血液渐渐的洗涤干净，从此走上健康的道路”。在孙伏园这里，“白血轮”指的是能够引导中国走向独立、稳定的领导者，是革除病疾，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那么这种“白血轮”在哪里呢?孙伏园认为：“你我眼光里隐约的虽然都有，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征求，出来计算这笔总账，于是大家都含胡着。本刊本了这个意思，特从一九二六的新年第一天动手征求起。假定这白血轮的数目为十枚，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这十枚白血轮我们名之曰‘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孙伏园希望不同于20世纪以来衰颓的“旧中国”，期待1926年以后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孙伏园虽然也强调“个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此后新中国的命运是寄托在个个中国人的身上”，但“我们敢说新中国的建造可以不经过少数人的媒介，而全国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来从事的么”?(13)这正是孙伏园需要征求“新中国柱石十人”原因所在。 孙伏园最初拟定1926年1月底为投票截止期，并准备在投票截止后一星期内发表统计结果，且选举方法较为自由：“投票的十人中的分配，一听投票者的自由，并不限定学者几位，政治家几位，军人几位。”对可以被投票的人数也不作特别限定，并宣称如果投票者“以为十人太多了，也有的以为十人太少了，这都没有关系。以为太多的少写几人，以为太少的多写几人，也都没有关系。”(14)
